《礼记·乐记》的人学解读

十、乐化篇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注释：① 易为和易；直为正直；子为慈爱；谅为诚信。② 德煇，颜色润泽也。③ 耐，能。

导读：易直子谅属于心，为情气、认知的范畴，故不是天生的禀赋，不是“天之性”，而是通过礼乐教化、后天修习之后形成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的产生是乐、安、久、天、神，人格境界赖以产生的人性基础。从人生的道德践履来讲，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拳拳服膺，认真修炼之谓也。然“内和而外顺”的目的首先在于回归“天之性”的本原，故乐主其盈，盈而反；礼主其减，减而进，进而文。礼之报、乐之反，都是在人格精神由安而久，而天，而神之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虽然此篇之“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的真正动机在“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但是，客观上它却将先秦儒家的身心观、天人观突显了出来。

十一、师乙篇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

注释：① 师乙，师，乐官名；乙，人名。② 上如抗，谓歌声高亢，感动人意，犹如抗举。③下如队，谓音声低落，触动人心，如似坠落。④ 止如槀木，谓乐音静止，无而胜有，感动人意，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动。⑤ 倨中矩，谓旋律曲雅，如中当矩。⑥ 句中鉤，谓歌声大曲，如中当于鉤。⑦累累乎端如贯珠，如行云流水，连系不绝，妙曼空灵，奔放舒畅之状也。

导读：《颂》可以渲导、培护“宽而静，柔而正”的性情，《大雅》可以渲导、培护“广大而静，疏远而信”的性情，《小雅》可以渲导、培护“恭俭而好礼”的性情，《风》可以渲导、培护“正直而静，廉而谦”的性情，《商》可以渲导与培护“肆直而慈爱”的性情。这一种双向的艺术感染作用，是《乐记》将孔子“成于乐”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的一段具体化的表述；也是《乐记》对以“乐”修身、成人之最佳状态极为精彩的概括。《乐记》正是要通过《风》、《雅》、《颂》、《齐》、《商》，艺术与历史的交融来达到“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 ，“致乐以治心”（《乐化篇》）的目的。一方面是历史的积淀与深邃，另一方面是艺术的流畅与空灵；二者交互作用，才能真正使 “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贯珠”，（《师乙篇》）行云流水般的境界中充满礼与乐互补，理性与自由共存的内涵。牟宗三先生认为，先秦诸子兴起于周文疲弊。[⑨] 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不同，以克己复礼为仁而孜孜以求。但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作为都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归到周代的礼乐繁盛，只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精神价值的重构。以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家对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有深入了解的，所以才有“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的思想。因此，《师乙篇》给我们表达的真正含义则是，《乐记》要将“天之性”、“性之端”在“血气心知之性”的基础上扩充为宽而静、柔而正，疏达而信、恭俭而礼，正直而廉谦、肆直而慈爱……，广大而高远的人学世界，在人的音容笑貌之中，显发出“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精神。对“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这段表述，很多当代的文艺理论、美学史著作都只是说，这是“肯定了思想情感”对艺术的作用。[⑩] 但是笔者以为，《乐记》并不仅仅只是在讲情感借助艺术的形式何以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讲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以其巨大的原创力，从人的心中（“三者本于心”）显发出来而不可遏止的状态。这固然是一种情感的推动作用，但是，准确的表达应该是道德情感的推动作用。用《孟子》的话来表达，就是“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正是在道德力量的鼓舞下，诗、歌、舞，一方面要疏导、释放经验层面的“血气心知”之“性”给人的牵绊与阻隔，另一方面又要存养、涵咏天、地、人互参的天地之性，以一种超越血气心知的热忱，穿越感性杂多的凡俗世界而抵达“天”的博厚、高明、悠久，以完成对人性的重铸。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