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的由来

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作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它也谈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从天开始构筑自己体系的。但它着眼之点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示范，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并由此展开为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方面的问题。[18]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泽厚先生认为郭店简“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就总体说，竹简重视外物对‘心’‘性’‘情’的作用，强调陶冶、教育的人为造作，分析、论述具体细密，而不是孟子那种模糊、笼统而神秘的‘扩而充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说法。此外，竹简专注于‘人道’，‘知天’处于次要位置，……凡此种种，其基本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当时派系分化尚不鲜明，只是处于某种差异中，因此不能判其属于某派某子”[19]。此外，还有学者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而是认为应将其看作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20] 

郭店竹简与《子思子》的关系似难以否定，即使最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竹简中的几篇与《子思子》具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于思孟学派而言，分歧的焦点可能就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代一代学者的“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使思孟学派被涂上各种色彩，显得班驳陆离、面貌杂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何谓‘思孟学派’，特色为何”的疑问，应该说并不奇怪；同时，由于道统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思孟学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孟将等量齐观，而忽略了从子思到孟子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既然是发展过程，其间自然有差别、有变化，当然也有统一；人们往往认为思孟学派突出、发展了孔子的仁，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却忽略了在儒学那里，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起初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内在性”和“外在性”本来也只是相对而言，就思孟学派来说，其“内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发展而来，一开始并不可能那么绝对、纯粹；人们往往用孟、荀的差别看待早期儒学的历史，总是要在儒学内部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并由此产生非此即彼的无谓争论，而忽略了儒学内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阵营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我们认为在思 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以任何形式的“道统”论先入为主；同时我们坚信，思想、学说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不应是杂乱无序的。在儒学的发展中，思、孟因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因而前后相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思孟学派有一全面、客观同时是全新认识。 

孔子的思想如何？他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线索是什么？从这一线索出发，思孟学派处于何种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尤为重要的是，将曾子或子游与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传授？还是因为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启发、影响等等，而子思与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大学》、《礼运》、《大戴礼》“曾子”十篇等传统文献的作者、成书如何？《大学》是否是如宋儒所言，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礼运》与子游氏之儒关系如何？其成书大致是在什么时间？《大戴礼》“曾子”十篇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的“《曾子》十八篇”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否即是“十八篇”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文献，我们能否对曾子、子游的思想有一新的认识？ 

竹简《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它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竹简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形式相近，但所谈人性有所不同，有学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那么，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其道德形上学有何特点？具有哪些类型？ 

子思的作品有哪些？竹简中哪些可能与子思有关？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五行》的内容如何？它是否即是思孟的五行说？《中庸》的成书又如何？根据新出土和传统文献，子思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思想面貌？其思想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还有，从子思到孟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他们思想具有哪些内在联系？又具有哪些差别？我们将思孟看作一系，真正根据是什么？ 

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结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献，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仁内义外”思潮，那么，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如何？与思孟学派是什么关系？孟子批判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与早期儒家重“情”的思想特点相应，孟子的“四端”说似乎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孟子对孔子的仁作了哪些发展？他的“仁义内在”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