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荀子主张性恶，看似与孟子相反，但荀子理想中合理的人世秩序却与孟子一致。〈礼论〉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人之所以争，孟子以为是‘放其良心’，荀子却认为是顺性而为的结果。〈性恶〉云︰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与孟子的不同，并不在于孟子凸显心而荀子凸显耳目感官，因为在荀子的人性论中，心与耳目口鼻，于价值范畴中并无区别。〈天论〉固曰︰‘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心与五官不是同一层次之物。但‘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天君与天官同样要经过矫治的工夫，或清或正，其本不善一也。荀子的人性论基础异于孟子，因而修养工夫的进路也异于孟子。孟子要知言养气，求其放心；荀子则赖圣人‘化性起伪’，跻众人于善域。但是他们最终的理想境界，却同是以礼义五伦为基础建构的人世秩序。
〈性恶〉篇设问，‘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这个问题直指荀子性恶论的要害。荀子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义是伪而不是性，〈王制〉︰‘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性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圣人与君子，在《荀子》书中，有时代表不同位阶，有时却同指。圣人与君子，是人之中的特殊范畴，可以不受性的限制，制作礼义，以参天地，以理人世。既然人之性恶，且‘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那么圣人何以为圣？一般人是否可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致，思索熟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性恶〉）圣人之生，经过学的工夫，而学最重要的条件，必须有礼义师法之化，‘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性恶〉）因此圣人与凡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有工夫深浅之异。如果我们一定要问，第一个圣人如何出现？因为在他之前没有礼义师法可供学习，他又如何能制作礼义 ，参天地而理人世？恐怕荀子也难以圆满答覆。
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对理想人世秩序的建构却大同小异。也因为孟荀都以礼义五伦为人世秩序的基础，他们分判人兽的标准亦无异。至于告子则以‘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告子上〉）孟荀共同认同的仁义，在告子看来是戕贼人性的负面价值，因此告子理想的人世秩序有别于孟荀，在孟荀看来，也许告子也是‘近于禽兽’的。由此可知，对人世秩序的理想建构之异同，才构成了对人的文化界说之异同；人性论的异同却未必造成一样的结果。
〈三〉、合理人伦秩序的具体实践
人的文化界说区别了本族与异族，也区别了君子与庶民。因为君子才是真正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者，所以在合理人伦秩序的具体实践中，圣人君子也占据了关键的地位。
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即理义）’，因而凡人闻圣人之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而孟子同样强调人伦秩序的物质基础，‘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因为孟子以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士君子高于庶民，‘无恒产而有恒心’，庶民则有赖明君之仁政引导向善。
虽然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人还是被区分成不同的范畴，有治人的君子（圣人是君子中的领导者），有被治的庶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君子与野人对比，绝非纯以道德之高低区分，而是以社会阶层区分。即使君子之称带有道德意含，也是附从于社会地位之上（如前所述‘真正的贵族’）。因为孟子很明确地区别‘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与野因居民社会地位不同，赋税方式也不同。‘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朱注云︰‘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野人也。’同样以君子与野人为社会阶层上的区分。
就一典型城邦而言，城内与城外，分隔了两个世界，城内称‘国中’，城内居民称‘国人’；城外为‘野’，‘野’居‘野人’。国野的区分可能因征服战争或武装殖民造成。城内居住的是统治者，国人是统治者中的平民（都邑之士，无宗庙，只能尊父而不能尊祖，但仍分享若干参政权）。野人则为被统治者，无参政权，且须提供许多劳役贡纳。
简单地说，封建时代的‘国家’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联系于宗庙的贵族（大夫及学士），二是联系于社稷的国人（都邑之士），三是提供劳役的野人。国人也提供劳役，也耕种，但是所负担的方式与野人不同，除了孟子所说的‘九一而助’和‘什一使自赋’外，《周礼》〈地官?乡大夫〉亦云︰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国人和野人服劳役的年限不同，而贵族、服公事者及国人中的老疾者免役。
相对于贵族，国人、野人都是被统治者。国人虽不能参与贵族宗庙，不能分享高层的统治权力，但仍具有部分的参政权，又高于野人一等。《孟子》〈滕文公上〉︰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