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中国现代哲学思潮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李大钊自1918年前后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突出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代表作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同时，陈独秀也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答适之》和《答张君劢与梁任公》二文中，他分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意志主义，宣传了被认为是同样属于“科学”的唯物史观。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最大代表，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哲学著作。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的哲学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李达是个突出的代表，哲学方面除大量译著外，代表作有《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社会学大纲》等。艾思奇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代表作有《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他们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独具思想力的哲学家，如张东荪、金岳霖、朱谦之等人。张东荪的代表作有《科学与哲学》、《新哲学论丛》、《道德哲学》、《认识论》、《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他不仅是学界公认的最能透彻理解西方哲学的专家，而且其自己建立的“构架论”和“多元认识论”哲学，在当时的哲学界独树一帜，颇具影响。金岳霖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西方哲学专家、逻辑学家，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独创性哲学思想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知识论》、《逻辑》、《论道》、《论中国哲学》等。朱谦之的代表作有《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无元哲学》等，他所提出的“真情哲学”具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的色彩。这些人的工作是中国人试图建立自己独创的“现代哲学”的初步努力，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发掘。

2．共和国前期（1950——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间，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哲学虽然在50年代前期曾经一度比较活跃，但总体上说则是日见消沉的。同时，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是相当沉寂的。而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其间值得一提的，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熊十力的《原儒》《体用论》和《乾坤衍》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大陆上的一枝独秀，其实也未结出应有的哲学果实。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哲学著作，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与此同时，港台以及海外的中国现代哲学还是比较活跃的。就现代新儒家来看，他们虽然流落港台，退居边缘，自谓“门庭冷落”，“花果飘零”，但是同时，他们却依然在坚持不懈地著述、讲学，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复兴而努力。1958年元旦，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新儒家宣言”，即《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张君劢有《新儒家思想史》；唐君毅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徐复观有《中国人性论史》；牟宗三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牟宗三的哲学达到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顶峰，近年发生了较大影响。

3．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以来）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崭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了长足进展，人们开始反思和摈弃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进行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主体性问题、“人学”、“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和近来“转向生活世界”的探索。自由主义思潮也较活跃，他们重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人的活动也很活跃。

回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各个派别之间的历史消长，有三个带“9”字的年头特别值得注意。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潮流的历史趋向，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向，这三次转向的共同特征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自由主义是“西化派”；权威主义则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文化派或中国文化本位派，二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转向的转折点，都是在带有“9”字的年头上发生的：1919，1949，1989（参见下图）。（14）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

1919 194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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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全是自由主义者、西化派，可谓一派“西风压倒东风”；然而此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分成了三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玄学派，三是唯物史观派。其特点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崛起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故，乃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是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到“文革”结束的1977年，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是自由主义（当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占据思想界的主潮地位，此后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派”）占据统治地位。这次转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转折前后比较，有两个不同点：（1）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言，在发生这次转折前，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同盟，由此取得了长足进展，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时期问世的；而在转折之后，他们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只好在港台谋求发展。（2）就自由主义而言，则在转折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结成同盟，而在转折之后也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

三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1989年是其转折点：此前的80年代，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后来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激荡的时期；此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大陆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新儒家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这次转折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转折是极为类似的。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