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问题

（二）中国后学研究研究中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表征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共识性破裂。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仅西方学界看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中国学界同样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判若霄壤。这种尖锐对立的看法，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接受、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创新意识；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如何坚持在对中国现代性审理中，保持正确的心态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人为地炒问题，可谓殊为重要。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同样如此，一些学人将后殖民看成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阶级问题，在文化传媒电影电视广告等问题上小题大做，会使问题浅化泛化。这些看法大抵因为出发点、学科观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导致。如何能够在学界形成的综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异，也需要时间。    

       其二，学术研究水平两极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学术前沿的学者，能够写出相当深刻的学术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对话，并使中国思想资源在新的思想嬗变和文化过滤中，铸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热衷于兴潮或跟潮的人，则在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表现出低水平重复多，有独到体会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对整个“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策略和弊端进行清理的有开拓性的研究论著比较少见。有些人在没有进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对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盘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对近二十年中国后现代研究成果一笔抹杀，但细看其全文，却提不出任何新见解，甚至对中国后现代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懒汉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热门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动脑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况不少。这样的学风颇值怀疑。另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学术争论中，尽管大多数学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但是也有过分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人仍坚持话语霸权和形上学论，对问题及其危机意识未能有更深刻的体认。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思潮从本土化角度批评是容易的，反过来要肯定其思想推进意 义也不难。新世纪的中国后现代研究，应该在理性的边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性内部自我思想的纷争与思维把握的不同层次上有多维多层的推进。否则，这样的低水平的重复，很难与西方的后现代论著进行高水平的哲学对话。

       其三，追逐后现代与告别后现代的时尚化。也就是说，一些学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时间的线性发展为尺度，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还原成为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时髦或时尚。面对这种时尚，似乎后现代来临时，就应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学术阐释的优先地位，当它倏忽消失之际则应去追逐更新的话题。将后现代看成是已经过去的，而将后殖民、东方主义、后东方主义当作时髦，因而放弃现代后现代而拥抱后殖民后东方主义，以此显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这种研究态度我以为是大成问题的。另外，在研究的视野上出现了重宏观理论研究而忽视微观现实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视中西后现代异同比较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受个体学术视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评论，或缺乏哲学思想体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将其批评置入社会理论、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现后学研究庸俗化现象：或随便比较（将中国古代套入后现代），或随意对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写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谈论东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或进行以差异为独断、以共识为霸权的学术炒作。这些，皆不可取。

       其四，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认为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简单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这样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认为，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否真正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欠窨赡埽?/P>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