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说，并非要余华为我们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是想通过人物的这些漏洞，进一步探查余华所面临的局限。从《现实一种》这类小说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人和现实的理解，以及他的叙述语言，都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到温和、从温和到轻松的过程，它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之前，余华的激烈和仇恨，多是延续卡夫卡式的与现实为敌、并且面对邪恶的人性而拒绝与它和解的精神传统，当时余华对人的追问是尖锐、决绝而勇敢的，他坚持用残酷的恶声来打击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突然变得温和、坚韧而轻松起来，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连苦难本身余华都对它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叙述也变得规矩而老实，人物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正是在许三观（也包括部分的福贵）这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余华身上已经有了一种不易觉察的精神暮气，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没有了余华在此之前的小说那种内在的心灵力度，他似乎也不再把心灵话语当成写作的首要目标，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注重人物的遭遇（我要再次强调，是遭遇）。《活着》里的一次次死人，《许三观卖血记》里的一次次卖血，其实是主题重复，突出的都是遭遇，它的特征是通 过苦难遭遇的连续叠加，把人物的悲惨命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我们知道，遭遇的苦难和悲惨虽然也可以使读者热泪盈眶，但遭遇不是真正的现实，更不是存在的景象，它只不过是外在事实的起伏变化，与真正的心灵还隔着很长的距离。心灵是内在的，遭遇则非常表面。所以，福克纳才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21）比起《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内心冲突上显然是向外转了，与其说那些是心灵的冲突，还不如说是遭遇的冲突。而遭遇一停止，心灵也就随之静止。所以，亲人都死光之后，福贵的心就放下来了，平静了，麻木了，不痛苦了，过起了与牛相伴的平静生活；而许三观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心灵变化，都是由卖血的遭遇来推动的，一旦他不再卖血之后，他的心灵也就没有任何发展了。遭遇一停止，心灵就结束，这种叙述方式有着过于明显的技术特征，远没有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时那种向内心进发的沉着力度，这说明余华后期的写作依靠的不再是心灵勇气，而更多的是智慧和练达——我要说的正在于此：没有一种熟练的匠气后面不带着明显的精神暮气的。二、有人这样概括余华的写作?骸懊挥腥吮人朴诎镏颐窃谧约荷砩习盐丈睦罚油辏ā对谙赣曛泻艉啊罚┑阶衬辏ā缎砣勐粞恰罚缓蟮嚼夏辏ā痘钭拧罚┑墓獭Ｋ运氖橐坏┪适溃统晌死喙灿械木椤！保?2）这个意思是说，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是，苦难在使余华成为高尚的作家的同时，也把它精神中的软弱性和屈服性暴露了出来。余华面对苦难，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受难和忍耐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承担，后者是被动的忍受；在苦难中前行和消解苦难也是不同的，前者相信意义将从苦难的深处崛现，并且坚持与苦难抗争，而后者则鼓励遗忘苦难（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倒是提醒人们记住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因此，福贵和许三观虽然都从苦难中走过来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的、充满暮气的老人，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但没有克服了受难之后的存在的欢乐。 6、“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在苦难面前，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这不仅是余华的局限，也是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它既与作家的存在勇气有关，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底相联。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一到了“人”那里，“天”实际上是缺席的。所以，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23）这确实是一个有益的劝告，也是使作家的思想从现世世界转换到意义世界唯一有效的途径。
几乎所有的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作家，都看到了苦难（痛苦）之于生存的不可或缺，并描绘了它。但是，并不等于每个人都真正了解苦难的秘密。如果从现世的角度看，苦难仅仅是一些经历，一些遭遇，一些会在某一个时刻与它不期而遇的事物；而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苦难就会成为可以意识到但无法摆脱的存在的痛苦，“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的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他加给别人的。”（24）看到了这个事实之后，作家首先是要进入这种本质性的痛苦体验中，接着才是寻求痛苦后面的出路。——一个作家出示什么道路来解决苦难（痛苦）对他的折磨，自然就成了检验他的心灵质量的重要标尺。我相信美国哲学家赫舍尔的话：“在我们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25）
因此，我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消解和遗忘不能叫人成为苦难中的得胜者，也不能叫人从勇气中站出来生存，相反，它会使人被苦难吞噬。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但“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到最后，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存在的麻木，没有幸福，也没有尊严，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我想，存在的寂静就是存在的被注销。 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观的存在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观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观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要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观的卖血）的
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他至少在小说中承担了暴力和恶，他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恶这种“普遍的不幸”，并在小说中一直寻求着对抗恶的力量，并宣告，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缺席构成了人的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26）虽然，余华和卡夫卡一样，想用恶的方式来承担恶，并不能真正摆脱恶对人的侵蚀，而只会带来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但那个时候的他，确实是一个站出来承担的人。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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