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也是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真正变化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这种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我当然没有忘记余华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的。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艺术革命从来就不是单独进行的，它总是伴随着精神的内在变化。如同余华自己所说，“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然而，“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3）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自觉，我认为，余华的写作才开始获得广阔的自由。而余华的智慧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庵肿杂傻弊髟谟镅院徒峁股戏抛葑约旱慕杩冢羌笆钡赝ü庵肿杂缮钊氲饺撕褪澜绲哪诓浚阉谴庸ツ侵殖戮傻慕崧壑薪夥懦隼础?nbsp; 这就是余华的作品之所以比他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的原因。余华一直以来握住的都是人和世界的基本母题，他从来没有轻易地被某个形式问题转移注意力。他握住的其实是文学中恒常的部分，而不像一些作家，在语言和形式革命上用力过猛，以致当革命的大潮退去，最终却露出空洞而贫乏的面貌，徒剩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因此，了解余华小说中的人学立场，是进入他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解码口，它甚至比叙述问题还更重要。我一直认为，余华写作上的致命困境（也就是我上面说的写作难度），从来不是来自于技术问题（作为一个在艺术上训练有素的作家，他足以应付任何艺术难度上的挑战），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体验和开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余华前后的艺术变化上看出来。在写作《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和《鲜血梅花》等作品的时候，余华是一个在叙述、结构上繁复多变的作家；到《在细雨中呼喊》，虽然艺术线条开始变得简朴、晓畅而清晰，但余华还是喜欢时间的折叠、弯曲和循环，喜欢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 穿行。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所有这些在形式上带有装饰意味的东西突然消失了，叙述的重心倾斜到了人物的命运上。这个时候的余华，看起来像是一个诚实的现实主义者，似乎丧失了叙述实验的热情；尤其是中篇版的《活着》，无论是叙述结构还是叙述语气，都与肖洛霍夫的一个中篇过于相像，并无多少的新意。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敛去了叙述装饰性的余华，他作品中人的命运和精神问题再一次被尖锐地标示了出来。这何尝不是一个形式内在化的过程呢？因为命运的内部也是有形式感的。 余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的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他的叙述，完全随着他对人的体验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最初的时候，余华眼中的人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是在无常的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那时的余华尽管在叙述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但文字间还是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寒冷和血腥气息；到《在细雨中呼喊》，因着追忆而有的温情，如同闪光的话语链条不断地在小说中闪烁，余华的叙述也随之变得舒缓、忧伤而跳跃；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由于善良、高尚、温和、悲悯、宽容等一系列品质，成了这两部小说主要的精神底色，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情?雎銎鹄础Ｌ讲檎庵直浠欠浅Ｓ幸馑嫉模睦锩妫残碓毯庞嗷醋魃系娜棵孛堋?nbsp; 为什么余华在早期的时候会那么迷恋残酷和暴力？这决非偶然。一次，余华谈到在潮湿的阴雨绵绵的南方，自己如何将暴力、恐惧、死亡，还有血迹写在一张张像布一样柔软的受潮的稿纸上时，特别提到了他的童年记忆：
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我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4）
这显然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的全部原因，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这一指证，对当代文学是意义非凡的。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个空洞。这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显然，前者笔下的人所遇到的困境，可以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存在中的人不同，他的困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能在存在论上为他寻找答案。因此，余华的出现，决非像他以前的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实的书写，而是用了极端而残酷的暴力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余华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5）而一个作家，如果从欲望结构开始对人类的存在旅程的探查，他首先要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内部那些难以阻遏的暴力景象。“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6）
确实，再没有比暴力这个词更能概括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现实了。回望中国的历史，无边无际的苦难，以及对权力没完没了的渴望，可以说，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而苦难和权力，恰恰是生产暴力的根源。在一个专断的权力社会，你如果要想远离生活的苦难，那你就必须拥有权力，而权力的夺取必须通过暴力，权力的维持依靠的也是暴力；而一旦暴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试图用一种更强大的暴力来征服它，所谓以暴抗暴、以牙还牙，这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遵循的基本的生存原则。于是，暴力就在这种循环中，获得了生长和蔓延的广阔土壤。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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