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通观中国学者的著作，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当代知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一切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身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一个人的事。
三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同后殖民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成为当代学界的核心问题，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研究问题，成为当代思想史反思的切入点。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话语霸权、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
在现代化“发展”“进步”的强光眩惑下，20世纪西方思想标划出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哲学，转向了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意义不再是与纯粹客观对象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以及主体意义的“踪迹”。文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信仰的表征，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的反省。理性并非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意识权力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受到追问。在知识与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人们发现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已是四面楚歌。人失去了全面确定的自我，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20世纪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是语言转向中的失语的自我清理，是历史与当下的坐标失范以后的重新整合。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现代性的一元走向后现代的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文明冲突；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意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
处在跨国文化语境的中国接受光谱上，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一种争议很大的当代话语方式。但是，人们已不像80年代那样简单地谈论在所谓“前现代”的中国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而是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面对和分析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因为中国当代先锋话语确乎具有了某些明显的后现代式特征。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权力话语，而力求保持“平面化”和“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价值建构倾向和精神净化的诗意诉求，而在日常语言中获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反抗权力话语的束缚的同时，又力求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方法的前卫性，在一味标举欲望话语的同时，又试图同大众时代流行的“伪艺术”保持某种距离。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本的游戏与价值的消解问题。无论是后现代式的诗歌、小说、还是评论的文本，都能感到明显的语言游戏成分。在这种文本的游戏中，那些无价值的价值和有价值的价值统统遭到放逐。人们在精神的平面上，仅仅获得文本的快乐。写作成为排除意义和为了自己消逝而涂抹的踪迹，写作的完整性仅仅是由文本的碎片所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能指出作者消逝的痕迹，而只能标划出他曾经在场的可能性。同样，后现代传媒也问题不少。大众传媒只有当其具有最时髦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离奇的叙事，才可能使一些羸弱的、在神经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着的当代人的神经兴奋起来。
当前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研究互相生发促进，使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日益重视经典与通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本研究与传媒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注重研究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文化身份的考察，重视在跨国资本和消费主义中与中心文化相对应的边缘话语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政治论、批评论的杂糅，不仅研究大众传媒、通俗文化，也研究女权主义、少数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的文化理论与实践，从而构成其杂色纷呈的当代多元文化景观。在后殖民文化时代，我们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的东方文化身份加以重新书写，从更大的文化语境思考：在后殖民与后现代这一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在反对独断论和决定论时，怎样才能不可滑向另一极——绝对的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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