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丙类理念又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们，大家就不能和平和谐地交往合作，大家也都享受不到由此带来的益处。所以罗尔斯说，重叠式政治理念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框架，是我们进行社会合作的基础。当丙类理念和某一哲学或宗教观点发生了直接冲突，那么就应该服从丙类理念及其规范，所以说丙类理念是信奉各种哲学宗教等观念的人所应具有的“重叠式”共识。其实，在全球性合作交往日益加强的情势下，各个宗教的信徒也有了某种寻求一致性的趋向，这以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为标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来自全球几乎所有宗教教派的6500多名代表聚集一堂，并发表联合宣言：建立全球伦理，其要旨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人是目的，是权利的主体；诚实、公平、宽容，相亲相爱。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全球伦理也属于重叠式共识。
亨廷顿的观点和罗尔斯的恰好相反，罗尔斯认为人们可以在丙类理念的规范之下和平和睦地相处合作；而亨廷顿则认为，各个民族乙类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大家日益尖锐和严重的冲突乃至战争，而离和平和睦地相处合作越来越远。可是，既然有着几千种宗教的美国人可以相互间和平共处分工合作，为什么这种状况就不能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呢？既然经历过百年残酷的宗教战争的欧洲人，都可以捐弃前嫌，在建立统一欧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其他国家之间就不行呢？的确，在当今世界的国与国之间，甲类观念和乙类观念的力量很强，而丙类观念对甲乙的控制力很弱；可我的感觉是，从趋势上看，丙类观念的控制性力量会慢慢增强。所以我更愿意接受罗尔斯的观点。
那么，重叠式理念如何达成呢？罗尔斯说，它们必须经过公开、自由的讨论，大家看证据、看社会经验，进行推理和判断，会逐渐形成共识。
以上我们说明了甲乙丙三类观念的相互关系。每一个希望获得互利合作成果的人、每一个希望加入互利合作性社会体并为它添砖加瓦的人，都应该把握好这种相互关系，并按这种关系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罗尔斯把能充分做到这些的人，称作理性的人。
现在到了本研究系列结束的时候了。
政治学家莱内在其《政治管理》的结尾处说：传统上人们都是把政治看作一种争夺利益的活动，现在是到了改变这一观念的时候了；政治更是一种相互合作和相互给予的活动。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本研究系列虽然谈了很多，但核心就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应如何相互合作和相互给予，并制定相应的社会规范、形成相应的社会观念，以把这种互利合作的关系固定化、轨道化。
这种相互合作和给予是通过交换进行的。因为人们不仅在经济收入、物质利益上相互需要，而且在自由的生活、平等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活上相互需要。所以，人们通过货币作媒介，交换互予产品、服务；通过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社会规范作媒介，交换互予自由度、平等感和权利。由此，人们逐渐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去生活的完整意义上的幸福感。
一些原来政治上优势地位的占据者，在这由争利性关系到互利性关系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一些，但他们却在其他方面不断地收获，而且很可能是得大于失。他们可能会得到以前所没有的更高生活水平，这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出来的结果；他们会因出色提供了公共产品得到国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不再是挂在脸皮上的恭顺、发自内心的喜爱而不是漠视乃至敌视。没有人会真正尊敬喜爱一个只知谋取较大利益份额、而不对国民作出贡献的政治人物；可是，如果一位政治人物明确地以促进国民利益为己任，并身体力行，工作得卓有成效，那就一定会得到国民们的衷心爱戴。同样，一些原来经济上优势地位的占据者，会逐渐受到一些社会规范的约束，他们不能再以金钱去摆平自己干的一些丑事，他们要多交税；但他们却在其他方面不断地收获，而且很可能是得大于失。他们会使那些十分贫穷的人境况变好从而使社会变得安全稳定，会因此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情感认同和尊重，他们会体会到意义感，这是一种更令人向往的生命体验；盖茨捐出250亿美元给广大有需要的人，并非出于外在道德的要求，他就是要追求那种更高的生命体验；而只有对他人作贡献，才可能获得这种体验。多拥有一百套住房还是多支持一百位失学儿童，也许盖茨更愿意选择后者。
互利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只有在物质成果、自由度、平等、情感上相互给予才能各自获得。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利益尽量和他人利益正面结合，将会不断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且会更有安全感、更能获得情感认同、更有意义感和自我实现感。这不是道德高调，而是人性中最值得挖掘的珍宝。虽然造物主令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只能由自己承担，但造物的奇妙在于，一个人如果去努力承担别人的命运，她自己的命运则能更加正面积极地进行。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政治生活，其基调是争利性的；而相应的社会观念也积淀在人们的意识中。今天，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国正迅速地走向分工合作的互利性社会。这种现实的利益关系的变化促使着人们社会观念的相应变化，促使着人们对新型利益关系的意识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会促进人们更快更好地建设相互间的互利关系。
民主、自由和平等就是这种意识的核心内容。在有着悠久传统和古老文明的中国，这些社会理念尚属新鲜事物；但她们在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中的比重正在逐渐增加。我们正从村级、乡级、居委会级、副职等处着手进行民主改革，从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等处增加国民的自由度，从城乡平等、官民平等等方面增加社会的平等性。这种社会规范及其理念的变革和转型不应该很慢，也不可能很慢；但也不应该太快，也不可能太快。可是，不论多快多慢，我们都应明确我们的社会规范及其理念的变革方向；方向明确，我们的弯路和代价会少很多。
人们逐渐地接受这些理念，并非因为她们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只是因为她们能更好地组织起大家相互间的互利合作关系，从而使大家共同受惠。人们从来就不会忘记乃至放弃用争利性方式为自己谋福利，特别是那些现在拥有较强争利性力量的人；但随着社会博弈情势的转型，每个人会越来越看清，在和他人的关系上，逐渐地减少乃至放弃争利性做法，逐渐地增加互利性行为，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
在争利性关系之下，人们会互视为对头；在互利性关系下，人们则互视为伙伴；当互利性关系深入密切而持久后，人们更会互视为兄弟姐妹。我国有首歌曲“56个民族是一家”；基督教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白人黑人在一起相亲相爱的生活。这是非常美好的图景，是一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景象。她就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可是我们又在逐步接近这一境界。她意味着每个人的福祉之间是休戚与共、正向相关的，每个人的悲剧都既是他（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比如马加爵和击杀工头的打工青年阿星；每个人的喜剧都既是他（她）个人的喜剧，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喜剧，比如姚明和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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