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专制的一种体现。
２、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３、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从这种反人性论出发，为了使人禁恶从善，由恶变善，就既需要"隆礼"以教化，又需要"重刑"以禁恶，礼和刑都生根于人性，产生自改变人性的需要。这里从政治和教育的角度来看，荀子和孟子在人性善恶上完全相反，孟子讲性善归结为"仁政"；从本性上说人们都具有教育成圣的可能性，所谓"人皆可以成尧舜"。荀子讲性恶导致"隆礼"、"重刑"，从本性上说人人具有教育成圣的必要性。途经不同是因为荀子是立足在反人性的基础上。
尽管荀子是战国结束、秦统一天下前杰出的思想家，他虽然孔子那里吸取了一些仁礼的思想，但他的思想核心是建立反人道的"性恶论"上，他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他为封建统治阶级设计的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中起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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