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３、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很明确，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为治者道德水准的高低。正人需正己，表率榜样在教化中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的。然而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范畴，国家的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所以，在政治活动中，身正，有令不行或身不正，必从其令的事例，屡见不鲜。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４、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据于德""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游于艺"，就是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标准很高，但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
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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