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不敢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俫臣。诸福之地，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8](p413)
由此可见，董仲舒关于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不仅是董仲舒天道观和人道观的核心意识，也是董仲舒哲学、历史、政治、伦理、文化观中的贯穿线索。从这样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主体观出发，自然会形成一整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它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
以哲学思想论，董仲舒从“阳尊阴卑”的基本立场出发，表面上讲“合”——对立双方的统一，而实际上主张“主次有序”——即一方命定或永远地对另一方的统领或屈从。例如，他一方面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7](p73)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基义》）”[7](p73) 可见董仲舒之所以主张“阳尊阴卑”、“性尊情卑”，以及“阴法阳儒”、“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莫不与这种对矛盾双方既定主次关系形而上的基本看法相关。由此亦可佐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实为“人感应于天”。
以历史思想论，董仲舒以“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基本观念立论，将驺衍的“五德始终”说改头换面，提出了颇具历史循环论色彩的“三统说”。所谓“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董仲舒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非黑白赤“三统”与夏商质文“四法”互相交错，以十二世为周期的历史大循环。另一方面，历史虽然是循环的，但贯彻历史之始终、“复而不厌者谓之道”；由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守而守一道。”[8](p416) 于是，董仲舒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改朝换代中，“受命之君”，为了与“前王”有别，虽然“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此所谓“新王必改制”；但这都是因为“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7](p10-11)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尤其是统治之道是无须改变的。
与上述天道观、人性论、以及哲学、历史思想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关于政治权利的来源、作用和合法性，董仲舒的基本看法是王承天命，君权神授：“春露秋霜，皆出圣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7](p59) 董仲舒还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8](p415)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对政治秩序的看法。董仲舒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始终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7](p12)
关于政治制度的选择、重心和实施，董仲舒则强调奉天法古：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7](p10)
如果说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伦理学色彩；那么同样地，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也具有浓重的政治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他以“天主人从”、“阳尊阴卑”为基本秩序，以伦理与政治间的对应和统一为基本关系，并使两者相互佐证支持，建立起以“三纲五纪”为基本内容的伦理学。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由于“王道任阳不任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基义》）”[7](p73) 所谓“五纪”（亦称“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它们被认为是调整规范伦理关系乃至社会和政治行为的五项基本准则。于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深察名号》）”[7](p62)
在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董仲舒尤为推崇儒家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并十分看重教化乃至思想统制的功用。《汉书·董仲舒传》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从董仲舒的言论中，也可处处可看到他对儒家价值观念情有独衷：“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8](p412) 董仲舒还说：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8](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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