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用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约·狄慈根在其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词引进学术领域中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词，首先出现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尤其是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中。列宁在谈“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
［6］时，无疑是说错了。
列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他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7］他还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8］真理总是具体的，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9］1913年，列宁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讯集》时，就把注意力集中于唯物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是整个通讯集的“焦点”、“中心点”，是整个通讯集的核心思想。列宁指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10］
列宁的一生，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新时代和俄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他在理论上关注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问题。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苏联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帮助无产阶级政党，在非常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中确定正确的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够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才能够预见各个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只有坚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庸俗唯物主义、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原则界限。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前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列宁理论探讨的重心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方面。他在这一时期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唯物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就是他于1914-1916年在瑞士对所读的黑格尔著作作了大量评注的笔记。在《哲学笔记》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提出了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提出了辩证法要素十六条，进一步阐述了思想、概念的能动性。《哲学笔记》是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列宁在写作《哲学笔记》的同时，还在为其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最高发展形式中的运动，分析帝国主义的具体矛盾，论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搜集和准备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笔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于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直接哲学准备。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深入批判了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庸俗唯物主义”、“庸俗经济决定论”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反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11］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经验教训的一个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他指出，缺少唯物辩证法，“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理论基础——辩证法。”
［12］列宁深刻地阐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反对唯物辩证法，抛弃唯物辩证法，就会阉割内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革命辩证法灵魂，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就会把唯物史观变成庸俗经济决定论和庸俗进化论，否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阶级协调取代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借口“新时代”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过时’了，就会失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灵魂，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赋予“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而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有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也有私有制，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不分清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用折衷主义、诡辩论的方法来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和根本的理论基础。据吴黎平回忆，1932年12月，一次毛泽东问吴黎平，“马列主义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接着说：“顶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你们大概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了解情况。共产党员立场要稳，方法要对，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就给了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后来有一次，毛泽东又对吴黎平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毛泽东1959年同智利阿图罗·马特·阿里山德里谈话中说：“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他在谈话中还指出：马克思把唯心主义辩证法和以前的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马列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
［13］
毛泽东总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提到极其突出的重要地位，他特别关注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研究与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问题。他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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