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现代性”？视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有何关联与区别？
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对“现代性”的不断认识过程，即艺术如何追随时代，它何以才能不断追随时代。以往有关的艺术史研究，往往将艺术史看作是艺术语言和自律性的发展史，晚近以来的西方艺术史界，对艺术史的研究有重新回到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方法的趋向，有关现代主义的产生与现代艺术的形式变革，都已被置于现代城市、现代工业与科技的历史场景中加以观察。
有关现代城市与现代艺术及其形式的文化研究，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有过清晰的描述。他看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那种地理和社会的流动以及相应产生的新美学，乡村的封闭让位于旅游、让位于新式交通工具（汽车与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刺激，让位于城市广场、海滨的快乐。我们在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马戏、赛马、酒吧、郊游等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海滨浴场、火车站、大剧院等有别于传统乡村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这种城市生活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其视觉性，这是因为：“其一，现代世界是一个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和限定刺激与社交能力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到）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其二，就是当代倾向的性质，它包括渴望行动（与观照相反）、追求新奇、贪图轰动。而最能满足这些迫切欲望的莫过于艺术中的视觉成分了。”（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154页。）城市不仅是一个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劳动中心、政治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它更体现出二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建筑、桥梁、街道、高速公路，这些钢筋混凝土的物质结构，启示了现代人的空间意识和理解，以空间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结构主义和立体主义，成为20世纪现代艺术的基本形式流派。“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的反应：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在日常的感官印象世界里，由于通讯革命和运输革命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94页。）。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密度的增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强了。正是这种对于运动、空间和变化的反应，促成了艺术的新结构和传统形式的错位。
纵观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史，诸多的艺术流派都与城市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印象主义的色彩、立体主义的结构、未来主义的运动与速度、表现主义的激情与反理性、极少主义的物质与触觉、波普主义的商业性与复制性等，城市所给予现代艺术的不仅是结构和形式，更是新的空间观、价值观和未来观。如果说，封建社会中的古典文化与艺术是通过它的理性和意志追求道德伦理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对自然的观照与个人内心的沉思反省中体现出一种个体与自然、社会的统一；那么，在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则反映了人类试图在瞬息多变的城市生活中力求捕捉万物变化之流和个体变幻迷离的感觉经验的努力。从观照沉思到行动参与，在这种从静到动的美学观的历史转型中，现代艺术形式获得了不断革命的动力和信心，艺术史的连续性在20世纪被断裂性、阶段性的风格变化和范式转换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发现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性情绪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但主体的无度扩张，也加剧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感，艺术家的主体自由越来越无视公众的接受，将公众与当代艺术的对立视为艺术的目的之一，从而具有了某种视觉专制色彩。
城市化与现代化为西方人提供了所有的物质需要，但也使其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转入享受时代——不难于取得而难于享受，转入人对人的问题的时代。由此，艾恺对“现代化”给予的评价是：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即人们所珍视的事物为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削弱或摧毁，在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入世思想、科学及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予赞赏的同时，人们也对受到强烈冲击和失落的传统生活、家庭伦理、社会信任、与自然的谐和等表示了持久的怀念与追忆。这种物质追求与精神代价的激烈冲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冲突，它表现了人性本身的深刻矛盾。
六、架上绘画的命运
2004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美术文献提名展的讨论会上，著名画家许江对于绘画在当代的命运与发展，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当代绘画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样式化，十年前学国外，现在学国内，很糟糕。另一个问题是相对主义，没有高下之分，好坏之分，深邃与浅薄之分。怎样解决这两个复杂的问题，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求取一个‘度’？我们面临的是国际境遇与本土资源，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不要求‘化’，这个资源是安顿我们的基础。以前是中西文化之争，本质是主体身份。这个时代，有一个东西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技术’，它在规划和支配着时代。这样有关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就转换为传统的人文与技术文化之间的争论。我们要考虑的，是严肃的都市人文关怀和时尚潮流之间互动共生的格局，从中思考我们的艺术，寻找一种发展之路。80年代我到德国留学，那时是绘画、装置、影像三分天下，影像刚刚起来，现在国际上大型展览几乎看不到绘画，影像通吃，无限延伸，连装置也都要搞个录像投影。在这样的情境中，绘画何为？我要说，艺术家要坚守绘画的核心。绘画就是挽救人的感受力，重新燃起先辈们的人文关怀，重归自然，从传统的根源性的东西再出发，多元互动，和而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朝戈与丁方的艺术表明，在一个日渐技术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架上艺术只有通过对人文主义传统的深入了解，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才能在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的长河中获取对人类文明的根源性理解。
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立体主义的材料拼贴，将绘画从二维的平面逐渐转移到了三维的物质性空间，从而成为现代装置艺术的前驱。工业化以来，机械复制的艺术给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架上绘画的困难在于保持传统的手、眼、心的一致性，保持绘画的手工感。这种手工感与中国传统水墨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画家的内心思考与情感能够与材料的运用获得同步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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