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总之，考察“美学”的汉语辞源，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学”一词究竟是如何酝酿而来的？“审美”、“美感”等等这些术语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考古学的问题，或许有的答案只存在于创造者的脑子中，而不可否认，美学术语是以欧洲美学为参照系而生发出来的，经历了一个外源式的、后发的、转译的酝酿过程，并不像欧洲古典美学术语那样是内源式的、自然而然地、自发地生成的。

由此，可以推断出的两种可能：其一，“美学”一词（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是花之安最早用汉语创造的，这种译法传到了日本被中江肇民所用，再从日本传回到了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种术语的“出口转内销”；其二，即使美学一词是花之安首创的，但中江肇民根本没有受其影响，而是在日本“异曲同工”般地创造出这个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二、美学“在中国”的学科草创

美学“在中国”，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应当以王国维作为起点。聂振斌先生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得出这样的权威性的论断：“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理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而这一点是从‘美学’新概念引进时开始的”。[11] 的确，这是对王国维在美学本土化中的历史地位的定论，但是，“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从教育体系的现实方面看，被纳入到当时的教育体系当中，对美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美学讲座，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名称被正式固定下来的时候。[12] 可作比照的是，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中，于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这五类基本科目下，除了史学科之外，都列出了美学科目，足见美学在王国维心目中教育体系内的位置。更有历史贡献的是，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13] 美学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高等学校的重要课程，这都对美学学科在中国获得稳固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美学“在中国”的学科初建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对西方美学学科性的翻译和介绍，另一方面则是从本土视角阐发美学学科的观点。

就翻译而言，1902和1903年是具有标志性的两个年头。这是因为，1902年王国维翻译出版了桑木严翼著的《哲学概论》，1903年蔡元培翻译出版了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在这两本哲学专著中，本属哲学门的“美学”学科在中国被定位了下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位美学学科的。[14]

就阐发来说，王国维的《哲学辨惑》（1903）、徐大纯《述美学》（1915）、蔡元培《哲学大纲》（1916）、萧公弼《美学·概论》（1917）都具有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

王国维的《哲学辨惑》认为，“若论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智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15]王国维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普遍观念，欧洲的启蒙时代开始的知、情、意的三分，分别对应的是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当然，王国维的基本哲学观念，直接来自康德及其哲学传统的影响，美学由此成为一种“论感情之理想”的原理、同时与真和善并列的哲学学科。

蔡元培的《哲学大纲》虽是综合多书编译的一本哲学导论著作，但却对美学的学科定位十分明确。在哲学体系上，将美学列入到“价值论”方面，同时，又将“别美丑”的美学、“别真假”的科学、“别善恶”的伦理学并列而出，这同王国维如出一辙。

徐大纯《述美学》，是一篇描述美学学科的重要论文，言简而意赅。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篇就认定“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有必要对美学这一欧洲独立的“最新之科学”进行介绍。他误解性地认为鲍姆加敦“所论感觉之学，一以美为指归；于是Aesthetica一语，在昔为感觉学之意者，至是遂转为美学之解”，从而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进而，他列举了从柏拉图到桑塔耶那跨越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代表人物，陈述了美之性质、美感与快感、美的各种分类。更超前的是，作者还从美学史的角度提出了“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的难题：“所谓美者，果在于客观之物耶？抑在于主观之心耶？……简举之，则属于客观的美学者，为理想说（Idealism），现实说（Realism），形式说（Formalism）；属于主观的美学者，为情绪说（Emotionalism），知力说（Intellectualism）；快乐说（Hedonism）又有从内容或形式分之者。”[16] 谁料想，关于美本质的“主客之争”在20世纪中叶后曾主宰了中国美学界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

萧公弼在1917年《存心》杂志上也连载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他站在国际美学前沿上对美学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借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主张。作者认为，作为“研究精神生活之科学”，“美学者，感情之哲学”，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美之“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萧公弼用“色”与“淫”的传统观念来阐释美的本质与美的玩赏，“好色者，美的本质也。好淫者，美的玩赏也。好色者，精神之快感也。好淫者，肉体之欲望也。盖美感为人之天性，则好色者亦人之天性也。然美之真谛，在以生人快感为要素者也。夫吾人若有高尚审美之观念，则美感入吾眼帘也，色之而不淫。”[17] 这浸渍华夏传统伦理观念的美学观念，的确是在中西“视界融合”中生发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主张。

三、本土化过程里“中国的”美学的出场

在美学本土化的进程中，必然经由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器”：与自身亲和的思想因子被吸纳，而排斥异己的文化因素。其中，除了立普斯（Lipps）之外，还有两位重要的美学家必须提及，因为他们常常被忽视乃至遗忘，但又对中国美学原理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位是梅伊曼（Ernt Meumann），另一位是则德索阿尔（Max Dessoir）。

梅伊曼（1862—1915），德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实验主义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美学家。重要的著作有《对韵律的心理学和美学研究》、《儿童的语言》、《试验教育学入门讲演录》、《智力与意志》。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