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季老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层面解释的。他推断说，中国人"美感的兴起大概在蒙昧的远古游牧时代" ，肌肠辘辘，没有闲情来欣赏花草和音乐，"他们吃到羊肉，感觉味道美，所以'美'从羊大。"西方"美感的产生时期已经超过了填饱肚子的阶段。肚子不肌，才有了余裕来欣赏眼所见之美和耳所听之美。所以他们的美，从词源上来看，虽然讲的是感官，却只限于眼和耳，而没有舌头。"季老所言，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尽管"羊大为美"究竟是"大羊"（味甘）为美还是"羊""人"（舞蹈）为美，学术界有争论；尽管从语源学角度断定中国人的美感发生早于西方尚待推敲，但我们先民美感生成时的物质生存环境劣于西方的结论却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可以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中国与西方神话中诸神生活状况与场景的差异。根据人类原始历史与远古神话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不难从神话中把握远古人类生存环境与美感取向的关联。
熟悉希腊神话传说的人都知道，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活得真是好快活哟！他们整日价不是寻欢作乐就是滋事生非。在希腊神话中，甚至已经有了独立的"爱神"、"美神"（阿芙洛狄忒），那场著名的特洛亚战争就与她相关，与爱情和美女相关。相比之下，中国神话中的诸神却活得太艰辛了，他们不是填海就是补天，不是治水（除涝）就是逐日（抗旱），难得有片刻消闲，更谈不上寻欢作乐了。唯一有点浪漫情调大概就是羿了，据说，他不仅沉迷于田猎、酒浆，还与河伯的妻子发生过"婚外恋"。对此，人们固然可以作出多种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我认为，这样的基本事实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古代希腊人良好的自然生存环境 与中国先民艰难的自然生存条件是造成两个民族神话个性差异──实际上也是两个民族原始文化性格、审美倾向差异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保留下来，持续影响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倾向。质言之，中国人几乎总是面对一个吃饭或温饱问题，中国人几乎从未从沉重的生存负担和贫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解脱出来，这使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忧患主义特征，难以产生出唯美主义倾向。历史上曾有过的
短暂享乐主义思潮（魏晋），也被传统文化永久地钉在道德耻辱柱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或许少数衣食无虞的文人能苦中寻乐地吟赋田园诗韵，但却难以有全民的精神狂欢节日出现，代代相承遗传下来的便是以物欲化享受为特征的节庆活动。所谓"年味"、"节味"的"味"，不恰恰证实着中国人过年过节往往以吃为主吗？
三
但深入思考下去，这种执着于物质生活层面的解释显然是有失片面的。非洲大陆上诸民族，其物质生存环境显然并不比中国优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节庆里的精神狂欢。同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远远落后于汉族，但他们在节庆中的精神狂欢倾向也十分鲜明。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人人栽歌载舞，似乎并不以物质享受为主，这往往使汉族参与者大为感动。笔者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缺少研究，难以正面给予阐释，但作为反证，汉族的世俗审美物欲化倾向显然是不能简单归于物质生活贫瘠这样单一的原因。何况，在唐宋明清太平盛世年月，中国人富庶的物质生活水平绝不弱于同期西方国家。因此，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还是需要从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探讨，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与哲学观念中寻求其深层根源。
让我们还是从中西社会文化模式由以产生的源头谈起吧 ！
大家知道，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成生存于海岛、半岛之自然环境中，但同样生于海洋环境的其它民族并没有产生希腊罗马式的古文明。对希腊罗马文明生成来说，临海的生存环境促使对外贸易的发展固然是其重要的经济因素，而更重要的却是它借助地理优越条件直接汲取古代东方文明（古埃及、希伯来文明）成果并选择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主的城邦制。这诸多希腊罗马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又反过来铸成了希腊罗马人外向型性格，决定了他们对于开拓冒险精神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现象、对人性本质的执着探求，使西方哲学形成的主客体分离、对立的本体论和对形上精神世界执着探求的认识论传统。而在其间融入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中，上帝取代或驱逐了诸神，所有自然现象都被去掉了超自然的特质，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这种文化客观上又为西方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精神提供了思想条件。这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以肯定人性自由、肯定自我创造价值为内涵的西方审美精神的诞生。因为只有在主客体分离的宇宙空间里，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人性的伟大、自由的价值，体验到属人的本质的美，人类才能执着地追求这种美。
而源于生于内陆腹地的中华民族，由于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又由于与异质文化处于隔离状态，再由于自奴隶社会以降的封建（"分封建制"之"封建"）统治制度，自然铸成了中国人的内向型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传统的重视和对礼仪规范、宗法道德的尊崇，并由此形成了所谓崇尚群体伦理、抑制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与之相适用，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几乎从没有脱离人事的形上思考，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将"天文"纳入"人文"规范，以人为中心、为本体，"知性则知天"（孟子）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就从来没有真正的主客分离，也没有超越物质世界的形上精神。中国文人借物比德、寄景托兴，所比兴抒发的也都是政治道德人伦理想，既不是对纯自然的感怀，也不是人类博爱精神。这使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以肯定人性本质为内涵的纯粹审美精神，也没有充满类自豪感的博爱精神，更没有体验这种人本博爱精神的审美文化空间。
正是这两种差异显著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哲学精神、审美特征，决定了西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节庆主题、节庆氛围与节庆内容。在尊重个性自由的西方文化模式中，在具有人类博爱精神的西方民族中，其民俗节庆活动，正好提供了一个解放和张扬个性、表达博爱精神的文化精神时空。这是西式狂欢节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即便在宗教节日中，表面上人们是在皈依上帝（神）、尊从传统，实际上也是在与整个人类或宇宙精神进行沟通交流，体验属人的自豪感。这使得他们的节庆审美文化活动充满着人本色彩，具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狂欢特征。与此相适用，其节庆活动便不是以满足物欲或躯体刺激需求为主，而是以精神性娱乐活动为主了，譬如举行盛大舞会、音乐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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