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从来不是如康德所谓由“先验理性”、或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而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之中，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的人生规范；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进入对绝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中国哲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则是人格的艺术境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中国文化特质》阳明山庄本，1983年9月：版)艺术与道德的这种有机融合，正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这都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极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来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有其民族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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