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文革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3，形上学（10）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再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11）在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三、古史的重建

古史系统是由记载古史的各种历史文献共同构成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古史系统会遭到破坏，然后学者们又会想方设法进行重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

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的时候，传统的礼乐荒废了，《诗经》、《尚书》等历史典籍也多有散乱缺失。对于王道废弛、邪道泛滥的现象，孔子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到了晚年，孔子一方面整理《周易》并阐述《易》理，一方面又根据古代史书作《春秋》。就这样，三代古史系统得以不坠。直到现在，由孔子传下来的五经仍然是研究三代古史的主要史料。除此之外，孔子还向弟子们口授历史知识。

第二次是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我们知道，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古代典籍和各种记载百家之语的文献统统烧掉。所以，刘邦建立汉王朝时，不但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而且历史典籍丧失怠尽，先秦古史系统有中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些典籍，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使后人得以了解先秦历史之大概。

大致地说，汉代学者重建古史系统的途径有以下数端。一是口述古典，如伏生口述《尚书》；二是隶定古文，如孔安国等学者将古文经转写为今文经；三是考证编写古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四是校订古籍，如《汉志》所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五是文献类编，如大小戴编《礼记》；六是杂记旧闻，如刘向撰《说苑》、《新序》；等等。

第三次始于本世纪初叶。汉唐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就是对汉代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为孔子手订的五经进行注释、发挥。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北宋，学者们纷纷对这些典籍提出种种质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到了近代，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将疑古之风推向极至，传统的古史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平心而论，汉代所传文献确有鱼目混珠的现象，疑古思潮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它疑古过勇、矫枉过正也是不争的事实。翻一翻张心澄的《伪书通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典籍几乎没有不伪的了！当然这决不是事情的真相。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