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

春秋时期是列国混战、大国兼并的时代。这种社会状况给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使各种类型的文化相互交汇、相互融合，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作交汇融合期。这是列国文化的进一步社会化。

春秋早期以来，发源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趋鼎盛，使之成为除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之外最有特色、最强壮的单位文化。正是这两种当时发展水平最高的、别具风格的文化，分别孕育了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尽管老子、孔子建立各自哲学的立足点分别是荆楚文化和华夏文化，但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影响绝非是单一的。出生于楚地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守藏之史，这就决定了他对华夏文化相当谙熟；出生于鲁国的孔子，曾经周游卫、宋、陈、蔡、齐、楚诸国，这就决定了他对各种文化也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完全可以说，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汇、相互激荡中，老子、孔子、墨子应运而生了，先秦哲学走向成熟。

其后，战国七雄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文化的社会化程度固然是进一步提高了，但这也造成了生灵涂碳，社会问题日趋严峻。这种现实，迫使思想家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方案，一时间诸子蜂起。

六、中国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哲学是怎样兴起和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应该从何时写起？第一部以新的方法撰写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史》出自胡适先生之手，他是从老子写起的。后来，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改从孔子写起。这构成了本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他们之所以都从春秋末年写起，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的三代文献受到怀疑，这些材料被认为是不可信据的 。

对早期文献和史实的再甄辨，无疑为我们重新梳理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一定意义上说，某种哲学的形成与演变是这种哲学之特质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从上文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准此，我认为先秦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包括两次大的转折。

第一阶段始自远古，迄于殷周之际，为中国哲学的孕育期。梁漱溟先生曾说：“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19）所言极是。中国文化也不例外。殷周之际以前，宗教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居主导地位，而哲学也开始孕育于其中了。据《系辞》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这是通过观察自然来安顿人生。《论语》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是通过发现人自身德性来安顿人生，《尚书》存有大量有关材料。

第二阶段始自殷周之际，迄于春秋中期，为中国哲学的创建期。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奠定的。哲学从宗教的羁绊中摆脱出来，并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就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的创建者当首推文王、周公父子。史载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作卦辞爻辞，马王堆帛书也载有孔子称《周易》“见文王之德”，所以《易经》虽曾由后人订补整理，但基本思想仍属文王的。如所周知，周公的主要贡献是制礼作乐。（20）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文明”这个概念，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但在我看来，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从殷周之际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

第三阶段为中国哲学的成熟期，时在春秋末年。老聃、孔子、墨子都创建了一套完整、宏大的哲学体系，分别成为道家、儒家、墨家的开山人物。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走向成熟。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孔子基本上沿着传统的道路，将文王、周公开创的事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从郭店竹简《老子》看，老聃另辟蹊径，提出反朴归真的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回归传统的孝、慈、礼、义、仁、圣。所以他的主张虽与传统不同，但并不反对传统，更不象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反对儒家。真正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是墨子，他的尚同、兼爱、节葬、非乐、非命等观念，无一不是对周初以后传统的挑战，而其天志、明鬼等学说更表现了对原始宗教的留恋。所以就哲学上讲，墨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三人的思想虽然有如此这般的差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侧重社会伦理价值、风格古朴。

第四阶段为中国哲学的深化期，时在战国。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太史儋、关尹，抑或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在我看来，这次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墨子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要重新评价。

七、理学对先秦心性学说的创造性再发现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凑巧郭店竹简也有大量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且其中的许多观念秦汉以后即告失传。因此，以郭店竹简为背景重新观照一下宋明理学，会别有一番意味的。

心、性、情虽然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的关系，如程朱学派集大成者朱熹说：“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出人意料的是，类似的意思在战国时期早已存在，我们在郭店竹简中可以读到。也就是说，现在这批竹简的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有性》（原《性自命出》上部）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的关系，《有性》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槌弗击不鸣；人”六字为笔者试补）这与1500年以后朱熹提出的看法何其相似！而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