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导我们以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科学的规范之一是普遍性，它将以追求普遍性作为自己的目标。乍看起来，这似乎只是一种智力习惯，但是智力习惯也有其道德影响。科学使我们习惯于不大去注意特殊的、偶然的东西，不把这些东西看作值得追求的目标，甚至不屑一顾。作为始终高瞻远瞩的结果，我们变得有远见了，我们不再盯着微不足道的琐事了。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倾向于使自己的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7]，p. 106）
科学能使人性变得可爱。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正像一座不朽的丰碑一样，建成它需要人们数世纪的努力。为此，每个人必须携带一块石料，在某些情况下，这块石料要耗费人的毕生精力。这使我们感到，科学需要必要的合作，需要我们和我们同代人齐心协力，甚至需要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继者共同奋斗。这也使我们理解到，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名战士，仅仅是整体的一小部分。正是我们共同体会到的这种纪律，造就了军人的精神，把农民的粗俗灵魂和冒险家的无耻灵魂改造成使他们能够具有英雄主义行为和献身精神。在十分不同的条件下，科学能够以类似的方式唤起仁慈的情感，导致慈善行为。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结果在我们看来，人性变得可爱了。（[7]，p. 106）
科学能把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科学不断地向我们表明宇宙各部分的相依关系， 向我们揭示出宇宙的和谐，即科学不断地趋向于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也引导我们趋向统一，正如科学使一些特殊规律协调起来，把它们联合成一个更普遍的规律一样，科学也把我们心灵表面上看来如此背道而驰、如此反复无常、如此迥然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将是协调一致的，乌合之众将变成纪律森严的军队。（[7]，pp. 108，109）
此外，科学还能促使人们诚实、公正，鉴于这些刚才已经述及，我们就不赘述了。彭加勒还指出，有人说科学是破坏性的，并为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而惊恐不安。他依据以上理由认为，这种指责和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才知道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以后仍需重建，可是此时已为时过晚。”但是，被真正的实验精神所推动的科学总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一步一步地前进的， “反对伪科学的最好办法是更加科学”。（[7]，p. 110）最后，他强调指出：“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伦理和科学只要它们二者在前进中，肯定将会相互适应。”（[7]，p. 1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成果所导致的技术发展的确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副作用：核技术的进展制成了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武器；医学的进步使人口的增长速度如脱缰的野马；化学工业和内燃机正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正在耗空地球的宝藏；为了维持温饱，人们正在毁坏地球的容貌；经济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因此，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彭加勒时代的反科学倾向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科学和科学家成为反科学者责难和敌视的对象。然而，上述副作用并非是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不用说，科学知识所导致的技术手段有两面性(例如核电技术和核弹技术)，但就科学知识本身(如质能相当性公式)而言，并不具有非人道性。把技术固有的观念上和事实上的矛盾解释为客观知识的矛盾，这是对科学的误解。何况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主要取决于当权者的实际利益和指导思想。因此，要消除技术所引起的副作用，只能依靠知识而不是依靠无知，只能依靠更高级的科学而不是依靠反科学，只能靠全人类的真诚谅解与密切合作。用取消科学的办法消除那些副作用，实无异于因噎废食。在这里，回顾一下彭加勒的上述观点和下面一段论述也许是有好处的：“在人生的斗争中，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武器和勇气。科学给我们规定了武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运用武器，怪不得科学没有破产，破产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经常反复出现的绝望的哀叹声是极其靠不住的……”（[10]，p. 165）
六、为科学而科学
彭加勒多次公开申明：“我希望捍卫为科学而科学” 的准则”（[1]，p. 274）。针对某一门具体学科，他也讲过类似的话，例如他说：“为数学而数学是值得的，为不能应用于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而研究数学是值得的。”（[1]，p. 139）
在彭加勒看来，“为科学而科学”是有其存在的根据的。这是因为，科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科学家的头脑只能顾及宇宙之一隅，而不能把宇宙中千变万化的杂多事物一览无余，这就要从中作出选择。科学家认为，某些事实比另外一些事实更有趣、更有价值，因为它们使未完成的和谐圆满起来，或者因为它们能使人们预见到大量的其他事实。而且，科学家在做出选择时，既不取决于纯粹的任性，也不全受实用的指导。“要是科学家错了，要是他们无保留要求的事实的这种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那就不会有为科学而科学，因此也就不会有科学。”（[1]，p. 275）“如果我们的选择仅仅取决于任性或直接的应用，那么就不会有‘为科学而科学’，其结果甚至无科学可言。”（[9]，p. 8）
彭加勒认为，在事实的选择中，在科学发明中，美学标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科学而科学”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家对于科学美的追求之中。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与其说像庸人认为的那样，我们埋头于此是为了得到物质的结果，倒不如说我们感受到审美情绪，并把这种情绪传达给能体验到这种情绪的人。”（[10]，pp. 139~140）
除了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外，彭加勒指出“为科学而科学”还有另外的更重要的理由。他举出数学家的工作来说明这个问题。毫无疑义，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数学家接受一个问题是为了满足物理学上的需要，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请求他计算某些应用数值。难道我们能说，数学家仅限于俯首听命，不以我们的兴趣来经营科学，而仅仅力图使我们自己适应于我们庇护人的需要吗?如果数学家除了帮助那些研究自然的人外而没有其他目的，那么我们就只好等待他们的调遣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合理的吗?这决不是合理的。彭加勒说，如果我们不为科学而经营精密的科学，我们就不会创造出数学工具，我们在某一天对物理学家的请求将不会有所帮助。即使对物理学家而言，情况也是这样。物理学家研究一种现象，也决不是要等到物质生活的急迫需要对它产生了必要性时才开始着手。假使18世纪的科学家因为电只是好奇的玩意儿、没有实际利益而忽视对它的研究，那么到20世纪就既无电报，亦无电化学、电技术，“不得不进行选择的物理学家并没有以实用来指导他们的选择”（[9]，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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