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类的思想越是解放，文明越是发达，对科学在心理上的依赖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把科学活动理想化和神圣化。但是，罗蒂指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使得“科学家们像神学家们那样远远离开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 [17]他认为，“西方文化今日需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 [18] 科学不再具有先前人们曾经强加给它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准宗教的作用了，因此也没有必要把任何人类活动作为文化基础和中心了。
李约瑟先生对于以科学排斥其他文化的做法满怀忧虑和担心，他说：“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保持正义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天，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那些科学家们把宗教以至哲学一概都斥为无稽之谈，一心只想充分发挥他们人作为数学物理学家或实验生物学家的才能，还要引导别人走同样的道路；而对于政治问题闭口不谈，也不想想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创造发明的。这样的科学家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成为‘麻醉剂’，成为暗杀犯，成为一切无辜人民的毁灭者；其危害之烈，远远超过了犹太的希律王。所以，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 [19]因此，排斥科学传统之外的各种文化传统，将会危及人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也会使得科学发展迷失方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必须恢复哲学、宗教和常识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否则，我们将在科学主义的疾病中走向死亡。” [20]
值得注意的是，特权和垄断的地位的长期保持，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竞争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不断奋发进取，综合创新所致。如果我们满足于此目前所建立起的科学传统，沾沾自喜，排斥一切其他竞争者，不注意吸收其他文化的宝贵财富，动辄以反科学和伪科学为名排斥诸如中医等文化传统，就会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覆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 当早期基督教教徒面临异教的迫害为基督教教义努力辩护时, 教徒们对基督教的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是全心全意的, 而当基督教已经确立其合法和统治地位, 不需要再为之努力斗争时, 教徒们对其所信仰的教义就开始漠不关心了。[21] 同样，如果人类其他文化传统不能得到保护，文化多样性受到损害的话，科学传统由于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外来刺激，就会沦为固守传统的保守势力， 而且科学传统的支持者们也会由于缺乏和其他传统论战的锻炼，逐渐将科学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传统, 从而丧失了对于科学精神的真正理解。
科学沙文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统治，使得作为特定传统的科学与真理等价，因此任何叙事方式要想获得话语权，必须获得科学的名义。这样就迫使所有非主流的话语除了公然挑战社会文化的秩序（即坚持反对科学的立场）外，只有自称为“科学”的唯一道路。像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辩论之所以变得如此激烈和复杂, 正如吴国盛所言，这场争论是“现代性背景下欠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之争”。[22]也正是因为科学沙文主义的背景假定使得科学这个符号被认为代表了文化优越性, 从而使得纯粹学理的探讨与价值评判纠缠在一起, 使得本来很清楚的问题越发复杂, 难以澄清。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沙文主义的话语霸权往往也会助长伪科学的泛滥。正如庄子所说,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 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篋》）也就是说，对某些符号的过度重视和推崇, 往往会导致大量严重的作伪事件的发生。所以庄子激烈批评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因如此, 老子才提议,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道德经》19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3章）因此，只要我们不给予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以同样独立自主的话语权，科学就难以避免地成为社会公众一致推崇和力图借用的符号, 广泛存在的假冒科学的社会现象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
排斥科学之外文化传统的做法, 不仅会助长伪科学的泛滥，而且有时也会激起反对科学的思潮。美国科学家欧阳莹之（Sunny Y. Auyang）指出“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且背离科学精神，这激起了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对科学的敌意。祸起萧墙，我们不要仅仅抱怨公众不愿意支持科学研究，或许我们应当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成了科学主义。”[23]
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国家不应该只认同一种特殊的传统。也就是说，科学应当像宗教与国家分离那样，与国家分离。当然这种分离决不意味着国家不应该支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手段的科学，只是说国家不应该将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作为公众的民主决定的结果，科学可以得到国家的预算的倾斜支持。甚至于作为特定时期社会主导的知识和话语, 科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也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一定程度上的特殊地位。但是必须要时刻认识到，这种地位应该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是不同传统自由公平竞争的阶段性结果，而且需要不断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而绝非先验的准则。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 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我们接受或拒斥科学思想的方式与民主的决策程序根本不同。我们接受科学定律和科学事实，我们在学校中讲授它们, 使它们成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基础, 但没有对它们进行检验, 更没有把它们付诸表决。科学家并不把它们交付表决, 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 外行当然不能对它们进行表决。” ([6], 76,77)在民主讨论的元层次上，不同文化传统都应当是与科学平权等价的, 不管其过去竞争结果如何, 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 都有资格继续展开与科学传统的公平竞争。
如何实现科学和国家权力的分离呢？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国家和科学的分离，不应该通过激进的政治行动来完成，而应该是一种渐进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许多人尚未达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所必须的那种成熟性。而“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对非常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汇集必要的信息，他们必须理解不同传统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其成员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6],105)而这种成熟性必须通过公民的首创活动才能慢慢培养起来。培养成熟性，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需要与各种不同的观点保持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显然需要我们逐步在观念上摆脱科学沙文主义的思想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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