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揭露过美国医学协会的超级垄断行为。作为资深医生的代表，协会的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负责审查美国各医学院每年可以招收学生的人数。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是，根据医学院的各种软硬件的条件，确定合理的招收人数，可以保证未来的医生的素质，从而保护患者的利益。但是，由于委员会成员的角色冲突，在医生数量较为充足，医生收入有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这些资深的医生就容易认为，目前医学院的条件不适宜招收太多的学生，从而导致未来医生数量下降，医生的收入可以进一步上升。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总是用各种手段来限制更多的人获得开业医生的资格。如他们向各州建议，开业医生只能是美国公民。有时又要求颁发执照的考试必须用英语。1933年以后，大量医生从德国、奥地利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进入美国，可是1933年以后的5年内，得到允许在美国开业的外国毕业的医生，数量和1933年之前5年内相同，这说明美国医学协会的垄断政策效果非常的好！这可能就是美国的医疗费用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许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9]
另外，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事件上专家的意见未必比利益相关的公众更有发言权。在社会文化普及的今天，将普通公众视为一无所知的阿斗的观点实在是过于落后了。公众的“本土知识”可以成为科学家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 [10]。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假如普通的人们准备‘进行某种艰苦的研究’，他们便可以发现专家的错误，这是任何陪审团的基本假定。……法律还假定，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 ([6],104)据何祚庥院士揭露，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但是在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提交的一份要求拨款40亿元人民币发展新项目的重要报告中，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居然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幸亏后来有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而在另一份由某大学和某交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的报告，同样也有许多非常低级的错误，甚至有普通人都一眼看出的错误。如“报告里还有一个说法，说每一辆电动自行车占用的道路面积有11.8平方米，骑过电动自行车的人都知道，一辆电动自行车哪里会占到这么大的道路面积？”[11]这些案例都生动说明了，即使科学技术的专家和科学家群体的意见和看法，作为外行的公众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批评的。
费耶阿本德承认科学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纠正，但是他强调科学活动于其中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同样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他说“自我纠正的科学是自我纠正的大单位的一部分，在民主中，大单位的自我纠正包括了多个部分，这意味着民主的自我纠正主宰着科学的自我纠正。” ([2],294)正如交叉学科研究中，外行科学家可以其不熟悉的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一样，普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同样也可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如果社会公众完全听命于科学共同体，没有任何质疑权利, 科学之于公众就像一个黑箱, 公众对于科学缺乏了解, 往往会对科学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产生不必要的疑虑。 一旦相关科学成果在应用中出现差错, 或者达不到预想效果时, 公众往往就会对科学和科学界产生不满和不信任，甚至产生反对科学事业的情绪和行动。而如果通过对于科学实行民主管理和监督，则可以加强公众和科学界的交流, 减少公众对于科学界日益增长的误解和敌意, 可以化解潜在的盲目反对科学的情绪，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的和谐的环境。[12]
因此，在充分尊重科学家共同体专业决定的同时，社会公众等外部意见也同样值得认真考虑，社会公众对科学事物的关注、监督、审查乃至必要的干预只要遵守相应的合理程序都是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认识不仅在学界越来越受到支持，甚至已经为主管科学技术的政府官员们所接受。如科技部长徐冠华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就曾经指出：“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13]
二、科学与自由
现代科学不仅是工具，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日益成为盘踞各种话语之上充当裁判角色的超级话语。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14]今天科学享受着法律上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其他文化传统的知识，只要与近代科学传统相抵触，就会受到法律的排斥。全民义务教育以及目前的教育内容安排完全由现代科学界主流观点所决定，这一事实表明了现代社会的公民，尽管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却无一例外地必须都要接受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在医疗方面，不仅医疗保险只能接受现代科学的主流话语所支持的治疗保健方式，即只有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医疗方式垄断了庞大的医疗市场，而且即使患者不顾医疗保险的歧视，自己付费接受传统的医疗模式，法律也会强行干预所有不符合科学世界观的治疗方式，如在美国等国家如中医之类不是奠基于现代的科学的治疗活动常常是非法的。[9]这是典型的科学沙文主义现象。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此前人类文化积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也有非常灿烂的文明，甚至有些成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近代科学技术也难以达到的。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其他文化传统在与自然打交道方面不如近代科学，但是我们永远没有理由说这些传统不可能在提供自然知识方面做出新贡献。迄今为止，主要起源于西欧文化的近代科学的极大成功，可以说在不同文化与自然打交道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但这决不意味着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不同理论和实践的其他文化传统，就彻底丧失了为人类的认识事业贡献力量的可能性。科学哲学长期以来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清晰明确的界线，迄今尚未成功，这说明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15]因此，在充分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对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保护常常会带来科学发展很有希望的新方向。
科学哲学为何如此重视划界问题呢？按照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看法，这首先是因为人们想获得一种把意见()与真理()分开，把实践上的谨慎考虑与对真理的非个人的和非视角主义的追求区分开的“形而上学安慰。”这样一种绝对、可靠的安慰，传统上是由宗教提供的。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人们逐渐认为道德和审美是主观的趣味问题，只剩下由科学所担保的真理是人类与实在的最后一丝联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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