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特点和功能

它是世俗的，也就是说，不论目的还是方法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它是理性主义的，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和采用诸如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一类方法把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归结为一些抽象的原理。它是自然主义的，要求用自然法则或者自然过程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它还提倡为科学而科学，其含义是，纯粹出于科学好奇心的事业可以与任何其他事业一样高尚，尽管非科学家不以为然。

不管怎样，科学精神的地域性差异只是起始时间、贡献份额和偏爱的重点不同，各个国家其实并无本质性的差异，更无根本性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增加，它们便冲破狭隘的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从而融合在一起，成为普适的。可见，科学精神的普适性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地域性则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科学精神具有可变性与稳定性。科学精神伴随着科学进步和时代精神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在平时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在近代和现代罕见的两次科学革命中，科学精神的变化才比较明显一些。巴切拉德指出，现代科学的革命性特征将对科学精神的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现在，说科学精神的结构的变化，恰恰是说知识具有历史的另一种方式。不过，他同时认为，科学精神尽管变化最深刻，但总是保持基本相同。原因在于数学在科学思维的真实作用受到普遍赞赏。 实际上，原因绝不像巴切拉德所说的这么简单的，还可以方便得列举出其他原因：比如科学精神高度的抽象性和涵盖性，它的较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观念层次的东西较大的惰性和时间延滞性等。
科学精神具有习得性与难获性。科学精神比较集中地汇集、提升和创造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人人都可以习得。但是，它与习得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不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智力学习过程和技巧的把握过程，依靠记忆和模仿是不行的，而是要用“心”学习，用“心”体会。而且，获取科学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只有在较长时间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熏陶、浸淫过程中，才能逐渐比较全面、深刻地体悟和践行科学精神。

于斯二者之外，科学别有发生之源泉。此源泉也，不可学而不可不学。不可学者，以其为学人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不可不学者，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其物唯何，则科学精神是。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凡科学家大都程度不等地拥有科学精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代表者；但是，科学家并非天生地和自动地拥有科学精神，也有不具备科学精神的科学家——我们最好称其为“科学专家”——他们只不过有意、无意地按照科学的“范式”（库恩意义上的），从事一种与科学有关的职业罢了；还有一种科学专家是双重人格的人：他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多少倒是按科学精神办事的——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但是一到社会上，在他们的言行中科学精神就丧失殆尽。萨力凡揭橥了这种情况：科学精神并非科学家所特有，亦非科学家所必有和尽有，它不能被视为科学界的特有标识。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人所必有的劣根性。然而他也正确地承认，科学的客观标准与证明标准的确高于一切别界的标准。把科学精神当作一种工具，一种研究技艺，用于科学中，其价值的鲜明和采用的广泛，比在人类的任何别种活动中都大得多。 不过，我不同意作者把科学精神视为“一种工具”和“研究技艺”。科学精神远远超过“术”的层面，而属于“道”的范畴——科学的“形而上”和人性的的亮点。
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不完善的，有局限性的，更不能让它走极端。萨顿洞察到：“科学精神无法控制它自身的应用。首先，这些应用经常生发在那些根本没有科学知识的人的手中；……不过即使是科学家，在受到一种强烈的激情支配时，也容易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自身必须由另一类力量——由宗教和道德——来帮助。总之，它必须既不骄傲自大，也不盛气凌人，因为像人类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它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比如，创新冒险精神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但是如果把它推向极端，不顾一切地一味追求新奇，就容易堕入迪昂所描绘的境况：“这种狂热的和闹哄哄的追求新奇观念的竞赛，打乱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领域，使它变成真正的混沌，在这里逻辑迷失了它的道路，常识惊恐地潜逃。”
萨顿已经表示，科学精神要由宗教和道德帮助。巴切拉德表明，为了新科学精神呈现出与新经济政策相同的构成价值，所需要的一切是一点社会生活，一点人的同情心。 这实际上是说：

科学精神要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人的自我完善，二者缺一不可。好在，科学与人文并非冰炭难同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更非水火不相容。科学精神本身即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人文精神实际上也融入到科学精神之中。人的精神生命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总和，因此科学精神便成为人的生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科学人不可无视科学精神没有完全涵盖的人文精神，人文人也不能缺失宝贵的科学精神，否则他们不仅难以在现代社会立足，而且自己的生命本身就不够完整——更不可能完善和完美。

里奇（A. D. Ritchie）一语中的：“科学精神是宽容、平等、热爱自由，因而是人道的。这一切是不容否认的。” 科学不仅是人道的，而且与善和美是相通的。因此，萨顿提出要求，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科学精神。他说：“我们的知识本身必须是仁慈慷慨的，必须是美的，否则它就是不足取的。” 他极力呼吁：不能只了解科学的物质成就，而忽略科学的精神和内在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像了解艺术和宗教的历程那样了解科学。 尤其是，新科学精神和新人文主义在气质和目标上是一致的，它们都隐含着聚焦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它们包括人日益意识到，作为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和狂热的反题是人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人的最高理想。在这一关联中，必须把日益增长的意义和与科学有关的人文主义概念联系起来，这强调反狂热和反独裁主义。新科学精神和新人文主义把过去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维护科学的创造性的自由和科学家对真理和人的负责态度。 布罗诺乌斯基还论及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