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二三序跋

       斯诺（C. P. Snow）说“2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所以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因为“将任何事物一分为二的企图让人多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在企图给出一种超出隐喻意义之上而又不同于前的宏观文化图景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两种文化”这样一个充分简约的表述形式。没想到正是这一“危险的数字”，给他带来的声誉远远高出他在物理学、文学和官场中所得到的总和；而批评者的许多板砖，也砸在他对人类物质文明与智慧演进的这一高级产物所作的庸俗图解之上。

在1959年那篇题为《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斯诺还借助某些人之口提到“至少应该有三种文化”。四年后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中则宣称：“现在说第三种文化业已存在或许为时过早，但我坚信它必将到来。”除了断言这种文化将使用科学术语之外，他没有就其内涵给出任何直接的阐述，但是通过前后文我们不难猜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征象表明变化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历史学家（social historians）既同科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向文学文化在其最终端的表现。像‘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前工业社会（pre-industrial society）的性质，或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这样的概念，在过去10年知识的启发下，正在被人们加以考虑。这些新的考察对于我们的智力健全与道德完善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斯诺这里所说的“社会历史学家”，应该就是今日被称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们，这一点从他所描述的这类学者的特征、其学术传统兴起的时代，以及文中引用的那些关键词就可以看出来。至于“过去10年中英、美作品中表现出特别富有价值的见解”，他则提到李约瑟(J. Needham)、图尔敏(S. Toulmin)、普赖斯(D. J. Price)这些大名。的确，西方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正是在斯诺演讲前后的20世纪50－60年代演成蔚然大观的。

但是这一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被叫响，原因大概是涉及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自己内在的演进理路和研究传统，不容易被集结在空泛的“文化”大纛之下。以科学史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的这一研究领域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引起职业科学家不满的东西，那些最重要的科学史工作是由已退休或怀有历史兴趣的科学家们写成的，而且多数是赞美诗式的作品。科学哲学固然具有悠久的批判传统而且不容易与一般的哲学区别，但是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只是企图解释科学何以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的世界观提出挑战和批评，因而也构不成对科学王国的冒犯。至于70年代以前的科学社会学，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科学的建制与科学行为的规范等，说明良好的制度如何使科学家干得更漂亮，同样也不会对科学家的工作造成严重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开始出现，库恩(T.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已含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成份，默顿(R. K. Merton)的社会学纲领则显露出对科学不敬的端倪。从7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社会学家把注意力转到科学知识的发生学上，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科学制度的研究。一个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坐大，这一派学者强调科学知识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建构，同时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对待科学实验和理论。还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企图用无所不包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来整合有关的知识领域或研究传统，斯诺原始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就被人彻底遗忘了。

到了90年代，西方又出现了另一种“第三种文化”，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编撰的《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一书的出版。正如编者在其导言中所说：“尽管我借用了斯诺的表达，这里描述的现状却与他的预言不同。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并没有同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面公众。传统的知识媒体玩弄一种上上下下的把戏：记者向上写而大学教授向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考者们倾向于摆脱掮客，努力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广大的聪明读者表达其最深奥的思想。”

要而言之，就是呼吁具有资格的科学家关注社会文化问题，抛开传统的传媒写手而直接面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但是这里还不仅仅是个写作能力的问题，按照布罗克曼的说法，“那个传统上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在当今的世界上“科学已经成为最大的新闻”。因此“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与实践者们，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向公众阐释那些对当代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新鲜知识；同时也将褫夺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使命，力图在宇宙的起源、物质的构成、生命的进化、思维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些属于终极关怀的深奥问题上发表与时俱进的高论。不过有资格又有能力的人毕竟太少，这一波努力能否摹画出新型文化的蓝图还需时间的检验。

大约同时，首先在美国、其后蔓延到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爆发了所谓的“科学战争”，斯诺当年揭示的“两种文化”的割裂也再次凸现在公众面前。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热比光要多得多：偏执、傲慢、误解、嘲讽、攻讦、陷阱甚至阴谋，将当代科学阵营及那些把科学作为分析和研究之对象的人们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场以《高级迷信》（1994）的出版为导火索、以索卡尔诈文（1996）为高潮的“战争”如何收场，乃是事关当代文化走向的一个根本问题。

1997年在南安普顿召开了主题为“科学和平”的研讨会，目的是把那些曾经卷入“战争”的重要科学家和学者尽可能地聚集起来，促使他们交换意见而不是彼此嘲弄。与会者诚恳地讨论了科学、它的客观性、合理性与权威性，以及对于科学的社会及文化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他们发现在许多话题上双方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共识，当然分歧仍然存在。2001年，会议的主要论文被结集为《一种文化》出版。按照该书编者拉宾格（Jay Labinger）与柯林斯（Harry Collins）的说法，会议的初衷就是将科学家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聚集一堂，启动基于宽容与对话的科学和平路线图。

近代科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缺位，使当代中国学术较难聚焦“两种文化”一类的命题；科学史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同西方不同的动机和演进路数，因此在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上思考科学史的意义和发展方向，在某些人士看来不是凿空附会就是食而不化，殊不知中国的编史学传统本来就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豪言壮语本应化为今日史家的光荣使命。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太史公的传人就矮化成专门记录帝王起居和讨伐杀戮的埃及书记员了。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