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显然洞悉冯的用心，在回函中要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换句话说，毛对冯的急于皈依马列是有些怀疑的，这是毛的高明处。"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对冯友兰来说，则是句切中要害的告诫24。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采取老实态度，反之，他"哗众取宠"，急于求功。在196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试行本）第一册。1980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有下面的一段检讨25：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这段相当"老实"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在思想上的改变，实无任何冲突、矛盾、挣扎之可言。它的改变轻易和随便到了谈不到任何意义，因此，也就谈不到甚么改变了。冯友兰1980年这样的忏悔，曲折的为自己当年的多变和善变做了一些辩护。他一再要说明的无非是，那些文字全是应景敷衍之作，并不曾花过多少心思，当然，也就不代表他的思想了。后世读者又何须大惊小怪呢？
1959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到人民公社，有如下一段话26：
我们说人民公社好。杜勒斯说：人民公社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为是的，帝国主义国家必以为非。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受到帝国主义的诬蔑和诽谤，那就证明我们做的对了。
我之所以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内容荒唐，而且逻辑错乱。一个精于逻辑分析的冯友兰，竟说出如此不通的话来，他岂能不知。这种超出常情的愚蠢，不妨解释为冯友兰对共产党的一种戏弄。
冯友兰在许多自我批评的文章中，引马、列、毛的著作来作贱自己当年的思想，这种自我丑化的过程，最可以看出共产党在50年代进行思想改造的残酷手段，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加害于我的人高歌欢呼！这种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其惨毒之程度，远非秦始皇、汉高祖所能比拟。冯友兰写那样不堪的忏悔和检讨的文字，一方面固然是侮辱自己，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侮辱共产党呢？以冯氏思想之缜密，对这一点，他不至全未想到。
四、结 语
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诚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所说："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27在这"三不"之中，体现了冯友兰顽强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1980-90），是精彩重要而又多产的一段岁月，也是他结束30年"检讨"之后，开始写"检讨的检讨"，他在90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是他的回忆录。对自己1949年之后的升沉坎坷，有比较诚恳的反思和剖析，读来亲切有味28。
冯友兰就死之前的力作则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公道即使在今生讨不回，可以俟诸来世，俟诸千万世！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8月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页95-101。
注释
1张君劢：《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发表在1950年香港《再生杂志》，收入蓝吉富：《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台北：正文出版社，1969），页66-70。
2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第4期（1977），页12-23。
3傅伟勋：《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当代》，13-14期（1987），页107-21、113-26。
4周质平：《胡适与冯友兰》，载《胡适丛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133。
5戴东原《与某书》有"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之句。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附录"，页2。
6；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台北：蓝灯文化专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197；199。
7参看《冯友兰先生年表》，载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219。
8；10；14；17；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9), 332; 336-37; 333-34; 336; 339.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自序（一）》，载《三松堂全集》，第3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3。这几句话又见《新原人．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4卷，页511。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页202-204中对这四句话有进一步的解释，可参看。
12冯友兰：《新原人．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4卷，页511。
13；15；26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载《三松堂全集》，第14卷，页188；212；243。
16《三松堂全集》，第4卷，页627。
18参看冯友兰：《新理学．绪论》，载《三松堂全集》，第4卷，页11；《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页196。
19蔡仲德：《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载蔡仲德编：《冯友兰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页522-62。
20《三松堂全集》，第1卷，页291。
21；22冯友兰：《新世训．道中庸》，载《三松堂全集》，第4卷，页432；432-40。
23冯友兰1962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其中有"此关换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句，见《三松堂全集》，第7卷，首页。
24参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1卷，页147。
2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8卷，页1。
27宗璞：《向历史诉说》，载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页59-60。
28《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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