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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