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 3月号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题为《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的文章，认为凯恩斯和熊彼特在20世纪倡导的理性资本主义概念，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理性的调节最终摆脱危机的观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停滞趋势，这种趋势导致资本主义从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益回归其野蛮主义的本来面貌。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大力倡导“理性资本主义”这一思想的两位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熊彼特。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凯恩斯。他不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还相信这些矛盾能够通过理性的管理来解决。为了对经济大萧条作出回应，凯恩斯写出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推翻萨伊定律（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理论），这是主流经济文献首次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如何解决该危机给予认真考虑。凯恩斯认为，解决此危机的关键是国家进行干预以确保充分的有效需求，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正如10年前保罗•斯威齐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讲学时指出的（见《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1994年6月号），凯恩斯也认为，20世纪20年代金融资本兴起并居主导地位意味着资本主义理性的终结，它将生产性企业变成了“投机旋涡之上的气泡”。因此，凯恩斯呼吁“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他提出，要对自由贸易进行调控，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以回应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凯恩斯是主张通过设立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稳定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总之，理论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所指向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理性的表现，它看起来预示了一种基于劳资之间政治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的到来。
1930年，经济危机刚刚爆发，凯恩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断言，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角度说，经济问题可能在100年后解决。随着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就出现了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问题。他声称，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到日光中来”，然而，在这之前，全世界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美即是丑，丑即是美”的道德标准。
熊彼特则将有理性的企业家提高为资本主义的实质。令熊彼特最不能接受的是凯恩斯理论最主要的美国追随者阿尔文•汉森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将因为经济方面的诸多原因而趋于停滞。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社会原因引起的：企业家功能的自由发挥之必要的外部条件的丧失。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阐明了在集中化资本即垄断资本的统治下，非物质化的、非功能化的、不在场的所有权和过程的机械化如何使企业家精神丧失活力，进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丧失活力。
熊彼特还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理性的经济制度是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帝国主义，在当代和以前一样，都是通过战争机器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就经济因素而言，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兴起而出现的。他在《帝国主义社会学》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我们不能轻易地从资本主义中推导出它实际存在帝国主义趋势，而必须把帝国主义看作是由现代生活中非资本主义的角色所支持的，是由外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异质因素所产生的。”
不管是凯恩斯还是熊彼特都还没幼稚到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无限制地发展，而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却相信一种市场可以自我调控的神话。用熊彼特的话说，“当被允许仅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肆意展开的时候，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存在下去”。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让其随心所欲，资本主义会把自己的经济逻辑如此彻底地强加于现存的一切事物，以致它将摧毁那些它自身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熊彼特悲观主义的描述中，资本主义注定要以这种方式自毁。即使这样，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也系统阐述了在一些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当然，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神话不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凭空臆想，它反映了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资本本义重建的时代精神。调节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和新的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设立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更加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对被占德国和日本相对仁慈的处理和实行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欧洲各国进行经济重建似乎都表明了世界新霸主的仁慈和慷慨。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同盟，此外，又成立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三方联盟。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成了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象征。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飞速重建，而经济的飞速增长预示着一个新的黄金时期的来临。欧洲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兴起后开始衰退，而以反殖民主义者自居的美国，在向外输出新的发展理念方面遥遥领先。
在美国内部，实施反托拉斯措施来确保竞争的持续，对财政和货币进行调节被当作经济管理的关键。在“二战”20多年后，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们，如美国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宣称经济周期已结束，美国的空谈家使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说法来描绘所谓的仁慈的美国霸权新纪元，有时他们还使用“美国的世纪”这个名词。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为理性运行的资本主义新秩序欢呼庆祝。
必然地，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折服于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尤为强烈。垄断资本理论与美国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及《每月评论》有关，它由欧洲的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因德尔的经济学发展而来。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在“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巅峰1966年发表。在这本书里他们指出，“二战”后的繁荣时期是在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发展要素的暂时结果，而远不是一个更有理性、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反映。由于它不能完全吸收大量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剩余，资本主义在它的垄断阶段一般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停滞。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就需要对繁荣而不是停滞作出解释。于是，他们重点阐明了那些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停滞力量，其中的一些完全是暂时起作用的，如：（l）“二战”期间美国消费流动性的积累，这在战后不久就促成了一个消费繁荣时期；（2）与郊区的发展、州际公路的建造相关联并推动钢铁、玻璃、橡胶工业发展的美国第二次汽车化浪潮；（3）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4）以美元的绝对支配地位为标志的美国牢固霸权地位带来的稳定。除上述的因素外，还有资本主义运行中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包括：（5）最初以冷战军备竞赛为借口，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帝国体系的美国庞大的、不间断的军费开支；（6）现代销售努力的发展或高消费的、由营销和消费信贷或大众负债体系的发展所支持的经济；（7）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导致金融爆炸性发展的新性质的金融上层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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