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7、诸子均分制引致的人口扩张又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和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相比，小农经济单一农业结构的扩张其最大的恶果在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被破坏，并改变了自然的生态结构。结果是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贫瘠，农业生产的基础日益恶化。另外，中国自从商鞅变法虽然承认了私自开荒的合法性，却一直未建立起相应的规则来管理开垦的方式和规模，放任短期经济行为，这也对恶化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书记载，“翟地（陕西绥德一带）富饶多畜牧，人俗好射猎”，并无今日的荒漠景象。秦汉以后森林草原的破坏日益加剧，最明显的是黄河决溢改道的周期不断缩短。据统计，黄河水灾的周期秦汉平均为26年，三国五代为10年，北宋为1年，元、明、清为4~7个月，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竟达3个月一次。累计2000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河道高出地面3~10米以上，成为世界害河之冠。黄土高原每亩地每年流失土壤6~8吨，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陷入恶性循环。再加上中国内战频繁，火攻烧山，政权不稳，朝朝新修宫室，尤其北宋皇朝大兴土木，加剧了森林的毁灭。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独立调节体制的存在，因而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因为资本主义农业有相当的协作和规划，还有调节体制和经济法规的制约。而中国个体化的小农经济，却有极端短期和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个体小农毁林开荒，再加上农民起义军弃寨时放火烧山和统治阶级大兴土木等因素，使生态恶化速度呈加剧趋势。总之，小农经济的扩张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是极为厉害的。以森森覆盖率为例：日本为68%，美国为34%，西德为30%，大都分布均匀，中国仅12.7%，而且大部集中在边远地区，内地森林几乎不复存在。鲁迅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和欧洲的农牧庄园相比，缺乏经济联合和分工协作的传统，没有生产民主和公共生活，因此中国农民一方面有极大的暴力反抗性，另一方面也有破坏的盲目性。另外，小农经济的单一种植结构也破坏了生态链条，造成连锁反应。森林伐尽使农村能源短缺，可作绿肥的秸秆只好当作燃料。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据统计，中国现有耕地的1/3为低产土壤，农田平均有机质含量比欧美国家低2~5倍。生态破坏造成雨量稀少，气候无常，沙漠扩张，天灾频繁。自古以来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单一农业经济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根基——土壤和气候，必然导致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劳力不断增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反而不断下降。

8、诸子均分制引致的小农经济结构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近代只所以没有产生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其根本原因。主要是：（1）诸子均分制使家庭财产不断地细分，从而使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得不到资金上的保证。（2）农业劳动的集约经营使广大劳动者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而使科学的产生失去了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同时也使中国科技水平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3）小农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又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基础。由于没有生产上的要求，所以，有闲阶级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利益基础。虽然中国历史上科技杰出人才辈出，但现实的经济结构阻碍了大规模科研群体的兴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系。所以，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遭受不同的命运也就不足为怪。如果中国也有对外扩张的动力，那么指南针就不会用于看风水，火药也就不会用来做爆竹。（4）小农式家庭农业的集约经营又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经验技术水平将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事实也正如此。

9、关于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这里的问题是，是观念在先，还是事实在先？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资本主义实践，还是资本主义实践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若是如韦伯所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资本主义实践，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实质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就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倒是儒教更适合小农经济的需要，以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而不衰。当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否定精神的因素。但在历史发展的初期，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是重于精神的。而当精神相对形成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时，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就愈大。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精神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产生了巨大作用的。而在中国，儒教的精神却加固了中国人小农经济的观念，维护了小农经济本身的运转。

10、有的学者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上述理由如果仅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看，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城市和中国的城市都不会凭空而生，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农村。城市的存在是和农村的发展相匹配的。城市体制的不同与农村基础的不同有很大和直接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说，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差异。而农村发展的差异又可归根溯源到历史发展的最初制度安排的差异上。所以，中西城市发展的差异又不能不与土地继承制度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

11、在亚洲内部，由于财产继承制度的差异，从而也导致了有差别的发展模式。拿中、日、韩三国来说，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均析产，而韩国则是不均分析制，长子通常继承二倍于其他儿子的遗产，且不少于全部遗产的一半，一般有百分之六十由长子继承。日本则是类似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并且，在日本和韩国，长子除较多继承父亲的财产外，还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权威。另外，从中日两国相比，日本家庭的血缘原则就不很彻底，这特别地体现在养子问题上。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收纳养子的情况极少，一个家庭一般只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养养子，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多采取女婿入赘或由男系亲属中血缘最近者“过继”的形式。在有养子的情况下，亲子、养子与父亲和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日本则对养子更能接受，家庭收养养子很普遍。如据一项研究表明日本家庭养子比例17世纪时为26.1%，18世纪为36.6%，19世纪为39.3%。而且养子与亲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不大，甚至在有亲子的情况下，养子也可以承担“长子”的角色，继承全部家庭财产。如明治前就有25%~34%的亲子继承权被外人取代。这说明，与中国的家相比，日本的家更多的是共享财产的单位，血缘的作用较小。甚至未正式收纳为养子，而只是生活在一起的无血缘关系的奴仆与家庭的关系也比有血缘关系但不生活在一起者更近。所以，相对于中国来说，从财产继承制度看，日本就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