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至于环境方面也应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不应成根本的因素。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这种观点无疑带有偏执的因素。诚然，中西地理环境是不同的，但地理环境的不同能否决定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有许多国家地理环境不同，但这些国家却走上了大致相同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日本的地理环境就不同于西欧，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应是肯定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经济结构的选择应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中国，地理环境方面的作用也是形成小农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相对于制度安排来讲，环境方面的影响是被动的，而制度安排更显示了人类的主动性。所以，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更显示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巨大影响。

4、有的文章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里笔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职能构成。与小农经济结构相伴的，必然是集权制的官僚体制，除非其它方面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比西欧早得多而延续的时间又长的多呢？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的需要，由此产生的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性质也就只能是为小农经济服务，并进而以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中国历史上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促进小农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不利于封建官僚统治的，所以商人也就有了“奸商”的称谓。所以，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上来看，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本质上是为维护小农经济服务的，对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使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轨道。所以，这里如果仅从国家政权体制方面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有本末倒置之嫌。结果成了原因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封建集权官僚体制是小农经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虽然封建官僚体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但不应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本原因。

5．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观念上的直接影响是平均主义的根深蒂固。我们说，任何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基础。平均的思想作为人类理念的一种理想形式，也有其存在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从合理性上看，机会的平均应高于结果的平均。但在中国，重视结果的平均大大高于重视机会的平均，从而使中国的平均体现为平均主义，并且这种平均主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这里因为诸子均分制本身就是体现了一种结果的公平，不同儿子虽然贡献不同，但最终结果是平均的。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并泛化到一切行为关系中，进而使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有着比西方更为强烈的色彩。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无不体现了一种平均主义的观念。而西欧则不同。如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当时农民提出的《十二条款》是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这里，农民斗争的目标体现了一种宗教性质。再如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另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在德国的“鞋会”运动提出了改革社会道德的要求。据编年史家的论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运用了神法的观念来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不直接把经济性的要求当做斗争的目标，而直接把建设一个基督教道德社会当作斗争的宗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方农民起义的目标更偏重于追求机会的平均，而中国农民起义的目标其实质体现的是结果的平均。如中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奋斗目标就最直接地表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

另外，从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运作过程来看，平均主义观念也无不渗透其中。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均田”、“限田”，就是这种平均观念的具体反映。这种不断地平均，不断地“均田”与“限田”的行为，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的直接后果是淡化了人们的财产所有权意识，并进而妨碍了中国社会对私人财产权的严格保护。而我们知道，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一项起码的必备条件。

6、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直接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人口变动规律。马克思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7]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口变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增强了内生的人口扩张机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农业经营越来越向精耕细作的集约化方向发展。而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又要求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人工制肥和施肥、园艺化的田间管理（尤其江南一年多熟的水稻种植）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种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办法使中国古代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达到了世界前工业时代罕见的水平，甚至达到乃至超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现代农业的单产水平。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现代化农业最发达的英国，平均粮食亩产水平多不超过300市斤，在1890年代以前，大都不超过250市斤。根据吴慧对中国粮食的估算，19世纪的英国还达不到中国唐代的水平。或者退一步按宁可先生的估算数字，19世纪的英国也不过在中国明清时期的水平上。美国学者伊懋可也曾作过估算，认为1920年代中国传统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高于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前夜的水平，这时中国的小麦产量约在每英亩14蒲式耳左右，法国1850年小麦产量仅13蒲式耳，英国高些，19世纪上半叶达到30蒲式耳，但1920年代中国稻米产量已达56蒲式耳。实际上，伊懋可对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过于偏低。按伊懋可的估计，1920年代中国小麦亩产仅为0.84石，稻米亩产仅为1.36石。按中国学者余也非的研究，北方小麦亩产在元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0.96石，南方水稻亩产在宋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1.39石。不管怎样，从众多的研究成果看，说中国农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唐宋以后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9世纪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结论并不为过。在当代，一位中国学者陈平教授曾在美国得州中部作过一个实地观察，发现平均每头母牛约需要10公顷草场，一个典型的牧牛家庭要有100头母牛才能保持不赢不亏，这就最少需要1000公顷土地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如改为中国精耕式的种粮，可养活上千个家庭。所以，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粮食产量增加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农业陷入了一种“过密化”的境地。但是这种境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由于经济分化的因素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土地的集中又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而分离出庞大的过剩人口。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就有不断的“均田”、“限田”，以此来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由于中国历代没有节制生育的措施，所以战争、瘟疫等成了解决中国人口多的一个自发抑制机制。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对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统计，从秦以后到辛亥革命前的2100年间，共发生人口减少30%以上的大规模战争13次，其中除汉武帝对匈奴战争，清代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的伤亡可能不及半数以外，至少有9次战争导致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保持在其自然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以内。由于缺少内生的自发抑制机制，所以中国人口一有机会，就会又走上快增长的轨道。如内乱后的太平时期，再如地区开发等。因为伴随区域开发必然有土地规模的扩大，从而又促进新一轮人口的增长。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现象，在中国和西欧，早婚与晚婚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欧洲是从早婚发展到晚婚，而中国却是从晚婚发展到早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异，这里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继承制度的不同。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必然会促使人口越来越多。早婚伴随着早分家、早立业，同时也伴随着早生子、多生子。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也就不会形成类似西欧的一种自觉控制人口的机制。（2）诸子平分的土地继承制度一方面形成了人口膨胀的内生机制；另一方面，又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缺少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探险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意义。华勒斯坦在自己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在15世纪，当时，中国地少人多，西欧是地多人少，但中国感到缺少人口，而西欧感到缺乏的是生存空间，因而要寻找和发现新大陆，大量向外殖民扩张。这一奇怪对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生产和需求机制。西欧由于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西欧的人口一方面有对外扩张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内生的自我抑制机制。主要表现在：（1）迫使大批没有得到土地的人从事对外战争和海外殖民活动。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在地中海国家的运动就是以这批人和逃避饥荒瘟疫的农民组成的。据说荷兰每年派出大量水手，回来的只有2/3。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殖民活动，输出了大量人口，对欧洲本土人口的稳定产生了相当的作用。（2）迫使自我节制生育。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把一国公民的限额规定为5040人，并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亚里士多德也主张限制子女数目和施行堕脱。罗马时代奴隶制的商业城市高度发达时，贵族和公民都盛行不结婚和不要孩子的风尚，因为财富分给子女就意味着贫穷，据说当时大部分公民都没有结婚。凯撒不得不禁止45岁以下无丈夫无子女的妇女配带宝石和乘坐轿舆。奥古斯都则颁布更严厉的法律对不结婚的人处以经济惩罚，给结婚和多子女的人以荣誉、特权、官位和经济的奖赏。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最后都徒有虚名，因为外生的干预抵不过内生的抑制。而在中国却相反，刘邦和惠帝用增减钱粮劳役的经济办法奖励生子、惩罚晚婚，结果却产生了极大效果。这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内生的人口抑制机制。所以从最终意义上来讲，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形成一种内生的抑制机制。在中国，由于人口的不断增生，使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既脆弱又不可逆转的进程。越来越小的生产规模使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同时，使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难上加难。历史上，鲜卑人、蒙古人、清兵都曾试图化中原的耕地为牧场，但因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不得不被迫还牧场为耕地。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