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经济变迁的趋向

对于过密型增长的原因和过程，发展经济学家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黄宗智先生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两部巨著中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不再论。笔者想提出的问题是：过密型增长的极限在哪里？打破过密型增长的契机是什么？

很显然，如果认为过密型增长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保持均衡状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黄宗智先生的原意。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过密型增长模式可能被冲破呢？为了使问题比较清晰。以下从两方面加以分疏，一是农业本身变迁的可能性，二是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可能性。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要实现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必须在技术进步或节制人口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节制人口在今天仍是欠发达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通过节制人口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极为困难且十分缓慢。因此，技术方面的突破几乎是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唯一出路。然而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巨大障碍。明代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后却逐渐落后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许多学者从技术需求不足的角度着眼，认为过高的人地比例降低了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农业剩余不足抑制了新技术的创造和采用，还有的学者归罪于农民的保守性格，这都是不科学的。林毅夫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源自于实践经验，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发现新技术的机率也相应较高；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西方成功地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却未能实现这一转变，因而中国落后了。至于未能实现上述转变的原因，林毅夫认为与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特别是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于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大大减低了从原始科学跃进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9] 也就是说，中国科学技术未能转型的原因不是技术需求不足，（比如对于土地替代型技术农民就很欢迎，豆饼在清代的广泛推广即是显例。[10] ）。而是技术供给不足。造成技术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以使技术创新者获取收益，抑制了创新的动力和热情。

在探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问题时，学者们罗列了许多障碍，从具体的制度、技术因素到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都涉及到了。费维恺曾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内部障碍归结为四项：政府的软弱和缺乏积极性；储备不足以提供大量积累：技术落后以及传统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缺乏活力。[11] 事实上，正如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诸多条件造成的特殊的综合结果，[]12 现代化的阻碍力量也来自社会所有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是，对这众多的因素绝不能等量齐观，有一些是更为根本性的。在近代，尽管存在诸多阻碍，还是有许多民族工商业兴起了，只是这种趋势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扩展。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不是妨碍工商业充分成长的主要因素，关键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保护制度。黄仁宇先生将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归结为资金的广泛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超越个人关系的经营方式和雇佣关系（impersonal management）、技术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bities）三项，它们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不可能没有法律维持。私人财产所有权必须得到牢固确立，从而社会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生产与分配则从契约关系为主，个人的获得欲望在自由竞争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13] 中国不是缺乏发展出那些技术性格的可能性（上述几项在近代中国都已被使用），而是因不能依靠法律完全有效地保护信用和私人财产所有权，抑制了上述技术性格的充分展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农业本身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可能性问题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不应仅在经济领域寻找，而更应在制度方面着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道格拉斯·C·诺思构筑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是富于解释力的。他认为，个人必然会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样的组织能够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在制度因素中，所有权结构尤为重要，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提供经常的刺激。在历史上，创新可能并确曾在没有所有权保护创新者的社会里发生过，但发生的只是成本（或损失的风险）小得使个人收益率超过了它的那种创新，成本太大（或大损失的可能性）的创新则很难发生。[14] 中国在明清时代未实现经济起飞，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由于中国早就建立了一个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极为强大的官僚制社会政治结构，抑制了有效的私人所有权（包括人身、财产和知识等）的建立和完善，未能提供技术创新和个人经营的刺激力量。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最关键的因素仍是过分强调资本、技术等较为实在的东西，而未能建立起合理的所有权结构，终使资本、技术的能量不能像预期的那样释放。黄宗智先生所分析的中国经济的过密化，依靠自身的调节和变化是极难突破的，但又不可能保持永恒的均衡稳定，其突破的契机在于政治的而非经济自身的因素，作为过密型增长的必然趋势，在小农经济内推动了一个延续不断的社会分化过程，且过密化与社会分化呈正相关而不断加速，造成越来越多的小农半无产化，社会矛盾日趋激烈，这样，过密型增长也就达到了它自身所能维持的极限，必将导致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发生，为新所有权结构的形成创造条件。设想中国是否会自发演变出有利于现代化的所有权结构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后赋予中国的任务只能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改革，借鉴现代化先行者的经验，一步步建立和完善有刺激性的、有效率的、富于活力的所有权结构，使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尽量达到一致，从而达到经济稳定而迅速的增长。

从这种意义上看，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虽不一定导致家庭化农业生产的瓦解和以雇工作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对私人财产权和市场体系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会对经济结构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黄宗智先生否认农业商品化与经济结构的质性变迁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助于纠正以往大多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但似也过于绝对化了。在研究中国这样的政治力量绝对强大的社会的经济问题时，把以人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总量作为判断经济能否实现起飞的主要的甚至绝对的指标容易造成误解，制度因素的变化更应受到充分重视。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