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经济变迁的趋向

   “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研究中被赋予目标函数和价值尺度的意义。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远未统一，但其主要内涵要素却几乎都是根据西方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抽象出来的。[1]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许多个世纪中雄视着世界；但在近代，当西方列强乘坐轮船不断探寻新的世界时，中华帝国却步履蹒跚，迅速落后了。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反差构成学术界的中心课题，中国未能现代化的原因被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寻着，思考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中国史学界在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时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西方学者则几乎本能地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经验的影响，两者都试图用根据西方社会发展过程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阐释中国历史。而在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华裔学者，大概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交融撞击产生的影响，对理论模式的适用性比较敏感。近些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力主中国早期文明的演变道路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苏末文明截然异趣，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是“破裂性”的，并呼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总结一套阐释历史进程的新历史哲学。[2] 黄宗智先生则根据自己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经验，深刻指出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现象，与张光直先生一样，他也呼吁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3] 两位先生的见令人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变迁问题。关于经济变迁，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间存有不同理解。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变迁是指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成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变迁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变迁，只涉及经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重大变化，而不是经济领域或大或小所有变化都可称为“变迁”。

就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未能实现变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学者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是否出现了结构变迁的最初迹象、什么因素阻碍了变迁的发生或完成等问题而展开。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明清经济的发展程度做出评价。而评价必须有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通过比较而得，除纵向的历史比较外，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经济模式比较。在进行比较时，存在一些主观性的看法或臆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对历史持相对主义观点，否则就必须承认历史是可比较的并且具有一定客观性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比较中西经济时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标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率先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变迁。近些年来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诸多批判。学者们极力避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但在试图重新概括现代化的特征时，其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西方经验的影响。如果我们说。倘若中国与西方没有任何接触，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不被打断，中国将永远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会在一条极为独特的道路上达到高度发达，或者认为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也会内生出类似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也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和理论的意义的，因为对没有发生且永远也不会再发生的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实际上，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和影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应把外来影响简单地视为它变量。如果排除外来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恐怕也很难出现。现代化具有F·A·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一旦产生，必将向外扩张，正如M·J·列维总结的：第一，随着时光流逝，拥有现代化和缺少现代化的民族之间会彼此交往；第二，一旦建立了这种交往，不论是否施加外力，现代化的模式都会被非现代化社会吸收；第三，当现代化模式被吸收，原有的模式就会在新旧交替中分离出去；第四，随着交往的产生，现代化模式会在其发展方向上起一定的变化。[4] 因而，即使我们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笔者认为清代中叶以前的确如此，套用西方的分析概念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独特模式），也应看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就逐步被中国作为目标加以接受。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历史学的任务只能是解释由旧经济结构向新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遭遇的障碍，而不是构拟旧经济结构在孤立状态下的发展趋向。以此衡量，“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近化早期论”的学术取向是无可非议的，但它们过度夸大了西方冲击前后的经济变迁的连贯性和同质性，用并非由旧模式内生的新模式的条件要素判断旧模式中一些类似要素的性质，因而缺乏说服力。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是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一种文化完全同化另一种是极端困难的，中国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的路，必将通过独特的模式完成自己的经济变迁过程；另一方面，也应承认，这种独特模式的许多基本原则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黄宗智先生使用“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等概念描述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是十分恰当的，为欠发达农业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中国方面的证据，是对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过密化”概念是克福德·吉尔茨本世纪60年代的阐释爪哇水稻农作时提出的，[5] 黄先生加以运用和丰富，成为他把握中国经济特征的中心概念。所谓“过密型增长”，是指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从而达到总产量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则是指与过密化相伴生的商品化进程。事实上，不论用何种概念加以指称，农业生产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在欠发达农业模式中是普遍存在的，久已引起有关学者注意。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建立理论模型，对上述特征及其演变进行阐释。60年代乔根森将新古典增长理论运用到欠发达国家，建立了“乔根森模型”。他认为，由于欠发达农业就劳动变化而言的产出弹性是相当稳定的，因而要想显著地改变贫穷和不发达状况，就需要或加速技术进步率，或减少人口增长率，如果有条件，两方面齐头并进更好。只要技术进步率大于人口增长率，人均产出就会呈正增长，但当技术进步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时，整个经济就将停滞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6] 马克·埃尔文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可以说是类似理论模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该理论认为，19世纪末期以前，中国农业依靠自身的调节功能，达到了比较高的产出水平，并能以不变的，但高于仅是维持生存所需的人均消费水平来养活比较多的人口。到19世纪末期，在技术和耕地面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已无法使产量增加跟上人口增加的步伐。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冲击，使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国脱出陷阱提供了刺激力量和机会。至于中国并未能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出现经济起飞，实现工业化，他主要归因于高密度人口的阻碍作用。[7] 埃尔文的这一假说影响很大，后来邓伯格、唐宗明、赵冈和其他一些学者又陆续对他作了进一步阐述。[8] 黄宗智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然也是依循上述学术思路展开的，但做出了许多重要修正。表面上看，“过密型增长”论与“高水平均衡陷阱”论十分相似，但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过分强调传统农业结构的稳定和均衡，而是更加重视在人口压力、政治体制和商业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化，并着力辨析这种变化与西欧模式的重大差异。按照经典理论的预测，小农经济的分化和演变趋向应是与西方类似的资本主义模式，但中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小农经济的变化没有超出自身容许的范围而向新生产方式演进。面对理论与事实不合的“悖论”，黄先生对经典理论的普适性产生怀疑，提出“规范认识危机”问题，颇有启发性，必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观念转变和深化。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