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第一种反应就是有一代人的学术遵从西方思想家的思路将中国看作是“它者”。这一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将上述思路简单地转化为：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将中国与西方对立并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它把这种对立当作是已经给定的东西需要予以解释。而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既有“中国文化中心论”，又有“儒教抵制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官督商办”等等[6]。

　　那一代人的学术反过来又激起相反的主张，这种主张不过是在上述原创性的二元框架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同意中国区别于西方，相反主张中国与西方一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韦伯把中国城市概括为行政管理中心这种观点进行批评的方式，这种批评方式就是努力证明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经如何如何形成了大的商业城市。这种努力的用意就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西方没有什么差别，也有其自己的“近代早期”时期（Rowe，1984，1989）。最近，又有一种努力试图在中华帝国晚期找到“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等同于可以称之为“民主萌芽”的东西[7]。

　　这种善意的努力也许首先是受到主张中国与西方是平等这样一种欲求的驱使。我本人无论在寻找无产化、资本主义萌芽，还是最近在前近代中国中寻找西方式的民法，也都是受到了这种趋向的强有力的吸引。一旦给定了支配理论话语的结构，抵制将中国贬斥为“它者”的唯一出路看起来就是坚持中国与西方一样。

　　对于中国大陆持民族主义的学者而言，寻求中国与西方的平等远远早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反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很早就受到了“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的直接挑战：即中国如同近代欧洲早期一样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直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才使得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这里的关键除了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主张“我们自己也有”[8]。

　　无论是对于国外的中国学家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情感驱动在许多方面比马克思主义这种反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有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我们从冷战中获得高度的敏感性。但这种对我们研究主题的感情上的骄傲和认同却并不是这么明显，尤其是由于这些情感总是隐藏在表面上价值中立的学术术语之中而没有公开的表述。

　　然而，无论把中国放在与西方“相等同”的位置上，还是说它是西方的“它者”，同样地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是源于西方的；所宣称的主张也都是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假定。

　　当然，仅仅指出指出这些主张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还不够。首先，这些主张可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真实的。抛开规范的意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少显示出它有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发现的那种出现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性动力。与此相似，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是正确的：中国并没有遵循他对西方近代早期所辨识出的“理性化”模式。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试图将中国等同于西方的相反主张。

　　对我自己而言，马克思和韦伯的问题最终是一个经验实证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必定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出现，但是在帝国晚期的乡村中国则根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9]马克思（或者至少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化而出现，但是在中华帝国晚期，情况也与此完全不同。与此相似，韦伯认为法治将是形式主义理性的产物，否则就只能是专断的卡地司法。但是，中国具有发达的法治传统却没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化[10]。

　　对于那些通过坚持主张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同来反驳马克思和韦伯的人，我的疑问也是一种源于经验实证的疑问。从西方的理论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在中华帝国晚期许多相互矛盾的经验现象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意味着把中国化约为“与西方相同”，与化约为西方的“它者”同样不符合史实。在中华帝国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治，这些与近代西方早期一样。但是，不同于西方，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如同认为中国是西方的它者一样，坚持认为中国与西方一摸一样也是错误的。

四、文化主义

　　另外一个陷阱是文化主义，既包括老一代汉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论，也包括最近激进的“文化主义研究”。目前，比起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倾向对中国研究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一）、中国中心论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老师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汉学家。他们这些人穷几十年之功来掌握中国“大传统”的文本，他们彻底地认同一个古老的中国，有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他们沉迷于这样一些假定：中国有发达的文化，这些文化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他们不仅在智识上而且在情感上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11]如果他们读西方人的著作的话，那一般也是经典之作，因为他们同样是用了解中国的方式来了解西方的。他们对当代理论化了的社会科学的反应，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是一些无关的东西而不予理会。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需要理会那些不了解中国的理论家们所做的关于中西方的比较。

　　实际上，在台湾做毕业论文的调查期间，对于来自我遇到的那些更具有理论倾向的同行的批评，我正是诉诸这样的世界观来为我自己作辩护的。我自己也过分满足于我跟随爱新觉罗毓 所读的儒家经典著作，满足于我对儒家精英在智识上的认同，满足于我所选择的知识分子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满足于我偶尔读到的西方经典著作。[12]我的感觉和反应和我的老师们都是一样的：其他的那些学生汉语水平太低，更毋庸说古文；它们根本不尊重证据和文本；他们倾向于不费力气地提出概念。我正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中写作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13]。

　　今天，我不赞成老一套汉学中关于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理由，和我25年前脱离它而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理由是一样的。在我看来，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完全将自己关注点限定在上层文化（high culture），而忽略了普通人民。这种研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关心物质生活。它反对社会史，现在和以前一样，通常都是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驱使的。最后，这种研究在强调中国独特论的同时，实际上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将使我们的研究领域限定在汉学的狭隘领域中[14]。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