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

二

我们高度评价黄宗智教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上的创新并不等于我们完全同意黄教授的观点，也不是说他研究完美无缺。

我们认为，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同样带有一种西方学者的偏见，即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本身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实体主义经济学，他的研究大量采用日本实体主义经济学派的资料。并且提出，“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庄，重新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11] 尽管在他的研究中承认我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有值得赞许之处，[12] 但从其研究基调上来看，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我们说，黄宗智教授运用“过密化”理论，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品化，深入分析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的特点，对于深化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绝不能在寻找新的认识路径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完全忽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着黄宗智教授所排列的“封建主义研究模式”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模式”的根本对立。如前所述，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是能够取得共识的，所不同的是，对这种萌芽存在的时间、范围和程度有着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较大的争论。强调封建主义影响的学者更看重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育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阻力，主张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大发展的研究者也并未完全低估封建主义影响的长期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这个问题，但有必要说明一条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前提下，必须重视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把这种萌芽看作是一种变化的生产力；正确分析这种萌芽发育中遇到的阻力和矛盾，以及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

黄宗智教授的研究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他通过运用“过密化”的理论研究明清至今的社会经济，得出了“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结论，在我们看来，黄宗智教授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设想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则未免过于武断了。商品经济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没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当然，商品经济了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条件。我们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就在于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自然产生了很多片面性的认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因素，黄教授觉察到了“唯一论”所带来的问题，也试图与他的同事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据此就否定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恐怕有失于偏了。近读比尔·布鲁格(Bill Brugger)和戴维·凯利(David Kelly)的新著《后毛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13] 一书，发现其中的一段议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提出的问题。作者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时援引罗伯特·布伦纳粹（Robert Brenner）在《前工业化欧洲的小农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Agro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一书中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不仅仅通过观察人口运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出现”，“仅仅盯住商品生产和市场联系也是不够的”。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考察社会制度，以及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各个阶级如何利用人口的增减”；二是要注意“商品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需的，但却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我同意作者的这一看法。我们既不能在研究中片面地把商品化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又不能否定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就商品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明清以来确实未能形成一种类似西方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其中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例来证明商品化不能导致资本主义。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也曾被人视为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仅仅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简单地说商品化不能导致资本主义，在概念上也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