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２０１５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１１３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
２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５页。附带一点，这本近６０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２２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７页。
２３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８页
２４同上，第７０页，第１２５页，第１４６页。
２５同上、第１０５页。
２６《汉书·食货志》
２７《史记·吴王濞列传》
28《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２９汉书·食货志》。
３０汉书·食货志》。这里要特别指出：汉武帝时，战争升级与打击商业势力成正比关系，与商业衰弱成反比关系。
３１阿诺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看成是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过程，这一模式在分析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时极有价值。金观涛、刘昶等中国学者学者已意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某种必然关系。梅洛蒂、魏特、凯恩斯等外国学者则强调大型治水工程与中央极权的社会管理方式之间的必然关系。麦尼尔认为：“在亚洲，指令性动员使保持保持人类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强化”。笔者在充分吸取上述观点的合理部分后，提出这一看法。
３２顾准指出：“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打个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第３２６页）
３３《顾准文集》第３１５页
３４《顾准文集》第３１９页。
３５《顾准文集》第３２０页。
３６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无论在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上，都是从军事方面展开的，茅海建在堪称传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以极其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揭示了１９世纪中国在军事上崩溃的必然性，以及传统文明解体的不可避免性，为我们准确理解那场战争和由此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并为后人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令人信服的背景分析。
３７所谓“外部力量介入”，我的理解是指类似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种能立即产生重大后果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但严格地说，从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葡萄牙人与明王朝接触起，就已经处于外部力量作用下了，只不过“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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