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31页。
4德)H.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14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
5《汉书·食货志》)。
6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1652页。)
7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14万匹马。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9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3页
10公元前494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40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1905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11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38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15页至第22页,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12富勒(J·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1453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590页,军事科学院,1981年1月第1版。)
13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37页
14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117页,商务出版社,1981年1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15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
16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250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15万至18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75%。(见《一六五O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1963年6月5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6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17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18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18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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