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 。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 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 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 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 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ぜＳ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Ｒ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Ｗ苤纳浅て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５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 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 Deal( 新政，新的分配局面) 。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 ，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 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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