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斯与费追随着刘易斯的思路，认为劳动力从传统部分转移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但他们主张应更多注意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且认为只有在用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后，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积蓄对增长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为发展可提供部分积蓄，但工业为自身的扩张提供了最主要的积蓄。对外贸易，对外的贷款及国外的援助，在增长的过程中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此外，他们在强调资本积累对工业化的重要性时，同样强调了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技术变化为发展所提供的动力。
凯里斯与费的观点引起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在工资劳动者与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劳动者之间划清界限，结果使人误认为这些工资劳动力是由地主或者至少是由那些控制着土地的人提供的。另一方面则是忽略了价格与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为货币并不等同于物质资本，两者在发展中的作用是互补的（例如信贷政策可以缓解增长的瓶颈困难）。再就是地主似乎愿意节约，愿意革新并愿意投资于工业，这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了。
但他们和刘易斯的理论在发展理论和政策的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其次是有技术的劳动力是否充足等。由此引发的是对资本一词的含义的扩张，因为以前学者们谈到资本时，所指的主要是物质资本，现在则将技术与知识也一并包含了进去。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为二元发展模式确立了理论框架，乔金森则扩张了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界限，他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加速农业中的技术进步，降低人口出生率来减少贫穷和失业。此外，尚有一些学者在提出增长理论时，强调应该考虑需求和工业、农业两部分之间人口变化对发展的影响。
当然，刘易斯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制度和组织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作用；其次，则在于他对第三世界的情况毫不了解，无法解释这些地区在农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前，城市已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存在的现象；第三则是所有的二元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客观上讲为发展内向型经济和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一个弱点则是他们强调的都是抽象的资源－－从农业传移是对工业是有利的，但却很少关注使这种资源转移的贸易与市场机制。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学者们在６０年代开始关注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最先关注农业的一篇论文是１９６１年由Ｂ,F.约翰森和J.W.米勒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的农产品，如农业没有发展并没法提供更多的食品，将会严重阻碍一国经济的发展。库兹涅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着重分析了农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农业有如下贡献：生产，市场与要素贡献。但对农业问题的分析深刻独到并引起轰动的，是舒尔茨１９６４年发表的专著《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的主要观点是,传统农业的确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根源是传统农业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投资和储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他认为，"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一个价格。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是确定各种不同的收入流的来源，并确定每种相应来源的价格。这样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而要说明收入流价格的决定，就要从供给和需求入手来说明收入流的价格，也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因为收入是由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以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
因而，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另一方面，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是不变的，所以对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这就表明来自农业的收入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所以传统农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因而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寻找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增长源泉。
舒尔茨提出的具体措施为：1，建立适合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看法，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这股学术思潮与同时兴起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发展的趋向，使发展中国家重新重视农业的作用，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的浪潮。
绿色革命几乎可以包括一切农业方面的技术革命内容，这场革命是1959年从菲律宾水稻革命开始，随后扩展到印度，墨西哥，缅甸等国的运动，从种子、化肥到技术，从有效的管理到定时、定量地供水供肥，这场运动几乎涉及到农业生产的一切方面，其效果是使产量倍增。从一个时期来看，绿色革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又掀起了第二次绿色革命浪潮。这次浪潮使很多学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也认为，技术进步在农业部门取得成效并贡献出相当利润是可能的，因而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应集中解决农业与就业两方面的问题来推动发展。
实际上，发展农业的紧迫性往往是以另一种形式引起人们关注的，那就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尤其是热带非洲每年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饿死，在那里，吃饭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权利。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同期的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过剩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根本的问题是饥民缺乏足够的购买力，这再次显示出发展本身的重要性。
三，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注
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必须由国家来执行。问题是二战后在若干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不支持那些认为只要获得独立，就可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顺利转变的观点。从50年代到60年代，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社会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发展的主题似乎已被挫折和失败所取代。面对此种现实，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以前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乐观主义预测是苍白无力的，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远比发达国家复杂。一个以前在发展研究中被人忽视的问题重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那就是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因此对国家政权的研究成为了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家的成果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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