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如之，
一“末庄文化”耳！
唯法国可让中国的新旧文人称心。他们是更深层次即文化层次上的
“姊妹”，历史来源不一，文人病如一。法兰西的政治身首异处，
“生活在别处”，政治中的可变因素不在政治，却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于文学和观念领域之中。按托克威尔说法，如果法国人能够有数年一度的三级会议参与政府管理，哪怕他们能够持续参加地区一级的议会，加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对具有真空纯度的纯粹理论保留必要的怀疑，不会让作家们的抽象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寻找政治权力与知识份子权威分离的社会学原因时，托克威尔抱怨：法兰西民族疏远具体事务，厌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无能为力去改革它，同时，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托克威尔发现，法国“权力No.1”即“君权”，并不是结束于其他状态，而是结束于这种精神分裂症。文人们远离政治，却能够在文学或者哲学氛围中谈政治，而能够谈的却又只剩下他们！这使得文人有更大的空间更热忱的勇气向深处挖掘政治的“文化老根”，何况这个政府还悬赏出题刺激这些谈论。
§§北美“革命者”看法国革命
那一代美国领袖是法国革命的目睹者，甚至是亲历者。征鞍未解，彼岸革命就已上马，当然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并逐渐担忧起来。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后来都参加了费城制宪会议，那55个人的签到本给左翼史学家提供了阶级分析的最好文本。根据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统计，55个代表多半是实业人士，至少是律师，唯独没有“脱产脱业却能够内在超越”的文人哲士。这些人参加制宪会议带进费城独立厅的东西有：殖民时期参加议会活动积累的“阶级局限”，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性格”，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养成锱铢必较而又不拔剑决斗的“庸俗习气”，新教氛围中形成的“克制与礼貌”；甚至还有英式议会辩论时面对.主持人发言，而不是向他的辩论对手直接攻击的“虚伪习惯”。法国革命后来发生的议会辩论，让他们瞠目结舌：几十个革命家面对面咆哮，革命群众则围坐在中间的走廊上欢呼呐喊。即使后来有所节制，主席也只能规定允许四个革命家同时发言，而革命家如还不耐这样的辩论“程序”，那就立刻上大街敲响警钟，再来一次起义。让美国人不敢想象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这样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新人类”在法国18世纪出现，以革命为职业，先是干革命，后是吃革命，? 烁锩晃匏校吮徽泻芸赡苁橇硪蝗焊锩彝品舱也坏酵顺稣蔚幕毓槁贰７垂矗梅ü嘶乜椿⒍伲桓闪浇炀突毓椴ㄌ芈砜撕颖叩呐┏。遣皇腔毓檎＃潜┞陡锩啡说淖钪站窒蓿鼗赜胁幸嫡叩挠钩Ｄ嗵丁?/P>
约翰－亚当斯在接任华盛顿之前，当过驻法大使。1778年北美战争胜负难定，他却只能在大洋彼岸宴请巴黎的文人型思想家，耐心倾听他们的启蒙哲学或启蒙文学。结果发现，这些人不仅沉湎于“幻想”，而且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事务根本就是无知(1)。对中国五四青年来说，下述姓名如雷贯耳，至少应该和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联系在一起，但在当年这位镶嵌在华盛顿和杰斐逊之间做过第三任总统的美国革命者眼里：杜尔哥是个缺乏“判断力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伏尔泰是个“撒谎者”，卢梭是个“纨绔子弟”和“好色之徒”；孔多塞是个“骗子”和“白痴”；达朗贝尔则干脆是个“寄生虫”和“虱子”！
他那时就担忧法国人偏爱这些人的抽象理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杜尔哥空想的政治抽象观念，特别是关于“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体理论，神秘而毫无意义(2)。孔多塞如果仍旧保持一位哲学家的身份，那将无害，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立法者，他却加速摧毁了他曾经追求过的德行。亚当斯特别不能接受孔多塞所述人类无限的完美性和永无休止的进步性，尤其对后者所信仰的知识份子是人类“永恒的施主”，更是轻蔑至极。亚当斯警告说，对于天才人物的崇拜，构成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新神话，这个神话以不犯错误的人代替了上帝。孔多塞写道，法国宪法原则比美国宪法所提供的原则更完美，更正确，更深刻，更实在。亚当斯在这一页书页边连写了四个惊叹号：“完美！正确！深刻！实在！”(3)。亚当斯也是革命者，但他大概闻到了另一种气味。审美与唯美是文学领域里最正当的驱动力，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美学将翻转为专制，不负责任的空谈将翻转为断头台疯狂起落，政治领域里的文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嗜血或许会构成正比。
大革命爆发时，莫里斯继任美国驻法大使，有幸目睹亚当斯的担忧成为现实。1789年的立法议会，自由派贵族还在讨论制度建设，如选举与被选举权之区分，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之归属，对属于国王的行政权还应作必要限制，以防专权，等等。参加这些立法作业的人，其中一些本来就是大法官，他们的制度努力相当出色，但革命很快失控，这群人只能离开立法会议，非逃即亡。莫里斯与拉法耶特有着浓厚的革命情谊，后者就个人而言，倾向于遵循美国经验，但显然控制不住法国政治的狂暴进程。1789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晚宴舞会上，两人倾心交谈。莫里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我寻机告诉他说，如果第三等级的人们采用温和的方式，他们或许会成功，但如果使用暴力，难逃一败”（4）；他致信新大陆友人说，美国人并不切断此前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积累的宪政经验，以及于此相连的政治传统，但他在法国看到的是：“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5）所谓阳光，显然是指美国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
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汉密尔顿与拉法耶特年龄相当，伏矶谷战役时是华盛顿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是那一时代美国领袖群中出身最为寒微者，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民粹主义者，却因为他深知底层性格中闪电与黑暗的关系，反过来成为民粹主义的劲敌。底层对权力的渴望与上层对权力的贪恋，是同一人性的两面，所有限制权力的设置都是针对权力本身，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没有理由在怀疑这一部份人的权力的同时，能轻信另一部份人如果掌权就一定会改变人性与权力的关系。他起草了1787年美国宪法，但也是最早对大洋彼岸的“姊妹革命”提出批评的人。当巴黎事件开始显露的时候，汉密尔顿对文学哲士在那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回国的拉法耶特，向他表示担心：“我惧怕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的幻想”，并提醒拉法耶特说那些理论家正在与现实脱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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