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吾同胞之受祸，岂偶然哉！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一法，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着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实行此主义，必不至如前此野蛮，割据之纷扰，绵延数纪，而枭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机窃发，殃及无辜。此所谓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由上述可之，孙中山不仅认为共和政治为「政体之极则」，而且还显然是以美国的「联邦共和」为仿效的对象。因此，我们或可就其所叙述的内容来探究他的「共和」之义，不必先陷入「国体」与「政体」之分的框架内，而把问题意识指向了孙中山是否混淆了国体与政体之分。若能如此，我们或许即可理解1900年义和团事变期间，孙中山曾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成立独立政府，尽管主政之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听由李鸿章，但这未必即可推断为肇因于「对共和意义理解上的局限，导致孙中山在革命早期的某些时候，在共和理想上的摇摆」[34]。本文认为，即使孙中山真的曾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独立称王，但却未必即与他的共和理想产生矛盾。这个道理就如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其〈郡县论〉中主张恢复宗法封建制度，并认为地方官应改为世袭制度一般[35]，却不能因此便骤尔以为顾炎武乃支持满清。
顾炎武的主张是他从明朝灭亡的原因中得到的体悟，认为明末地方官未将所辖视为「私产」，从而在任期内竭尽搜刮财富，当遇清兵入关则又诿弃守地与百姓。因此，若行宗法封建制度反而能使地方官在「私欲」的驱使下，捍卫封邑如同捍卫「私产」。然而，顾炎武的真正用意在于「异姓分天下」，以「地方分权」及「地方自治」来反君权的「家天下」，故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即认为顾炎武〈郡县论〉的基本点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但实质上则是假托封建以反君主专制的地方自治主张[36]。因此，尽管孙中山曾经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独立称王，但却应该与顾炎武的〈郡县论〉同样是个策略性的主张。何况，孙中山讲「共和」时应是从中国古代「共和行政」来理解，而他讲「共和」所要反对的是一家一姓一人独治中国，至于李鸿章若在独立广东称王，此对广东一地固为「君主」而非「民主」，但却与其追求全中国的「共和」并未产生必然之冲突。
五、麦迪逊思想对孙中山的启发
我们应特别注意孙中山的「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着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这段话。因为，此一有革命之便利的共和政治，极可能是孙中山阅读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后的心得。
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第51号文章中，主要是对所欲建立之「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讨论。麦迪逊认为，避免权力逐渐集中在某一部门(department)的最佳保障，就必须要再给每个部门抵抗其它部门侵犯的合法手段与动机，而且要使每个人的利益与其所在之处相结合。简单说，就是「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 [37]。《联邦主义者通讯》是所谓的联邦党人向脱离英国殖民的北美十三州(邦)（state，亦有主权国家之意）人民，主张应该批准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合众国」的宪法，而在报纸上刊载的宣传文章。或许，孙中山从联邦党人的文献主张与美国制度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虽为独立战争领袖，但仍须由各州为单位而所公举出，使他想到了中国古代《国语》中记载周厉王被放逐，而由周公及召公共同执政的「共和行政」，而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republic理解「共和」一词来表达。同时，孙中山一样采取了「用野心对抗野心」的策略，故需「使英雄各竟其野心」，并以「使其为一部之长」为「竟其野心之法」，但仍必须「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并「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共和」观念可以说就是以美国的联邦共和制为典范。所以，尽管他有意拥立李鸿章在两广独立并接受其称为「帝王」，但他的终极目标实是在于「联邦」共和而非「一邦」，故其共和理想也未能因此而视为「动摇」。并且，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常有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词汇，目前中文里也系将之翻译成「共和政府」或「共和政体」；何况，麦迪逊所讲的「共和原理」(republican principle)，原本即是就政府体制的设计而言的。就此来看，孙中山对于近代美国的「共和」观念未必即无掌握，且对他而言，既然仿效的是美国制度而宣扬「共和主义」，那么他所讲的「共和」是否混淆了「国体」与「政体」之分？就美国立宪先贤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阐扬的「共和原理」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了。
孙中山「共和」观念之形成，是否还有证据可说明系从《联邦主义者通讯》中获得启发呢？1916年7月15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上，孙中山针对「中华民国」的意义所作的演讲中，似乎又可找到一个肯定的例证。他说[38]：
顾仆尚有一重大意志，欲白于今日者，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
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共和政体为代表政体，世界各国，隶于此旗帜之下者，如希腊，则有贵族奴隶之阶级，直可称之曰「专制共和」。如美国则已有十四省，树直接民权之规模，而瑞士则全乎直接民权制度也。虽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止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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