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民主及共和之涵义

      然而，「民主」一词在《书经‧多方》中的本义为「民之主」自无疑义，且尽管此一词汇原本也因隐含了「民择主」、「不世及」与「传贤不传子」的意义，但既然称之为「隐含」，自也不无是当代人以现代的「民主」观念而对过去「民主」一词追溯地赋予了新的意义。事实上，假托「天」来「为民求主」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而「民择汤而归之」是强调民心归趋于汤而使汤的新政权具有正当性，这也是民本思想的一种表达。再说，无论中国的儒家或法家思想中，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君对万民，民是集体存在的观念而缺乏以个体的民来与君主应对的关系。就此来看，以个体人民身份表达择君主之意向的「民主」(democracy)，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找不到落脚点。何况，中国古代经典如《尚书‧周书‧洪范》中有：「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说法，这是把君、民关系放在人伦关系里来定其纲纪。所以，「民」不仅不是个体而为集体存在，且「天子」与「民」之间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故除了靠假托天为「子民」另外择「天子」外，在人伦关系又岂有子女可表达选择父母之意向的余地？

      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情况来看，外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64年主译的《万国公法》中，就已曾多次使用「民主」一词。例如，「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长官，均由自主，一循国法」[8]，以及就遣使接使之职「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等[9]。丁韪良或许较无中国古典经籍之深厚背景，是就「君主」为「世袭之君为国之主」的意义上，在其对立面即为「公举人民为国之主」之义而采用了「民主」一词来代表。自此之后，中国的驻外使节对于「民主」一词的认知，或许即是由此而来。例如，依其日记中所载，应属中国最早使用「民权」一词者的郭嵩焘，在他的日记中同样也另外多次使用「民主」一词。他写到：「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10]，而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则称：「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11]。此处所引郭嵩焘与黄遵宪对于「民主」一词的意义，深入来看则仍有所差异。基本上，郭嵩焘的「君主」与「民主」之分，强调的是「国体」上有「君主国」与「民主国」的区别，尚不涉及「政体」上的「专制」与「民主」之分。而黄遵宪则大至系依事权归属的政治体制角度来看，认为君主一人专制称「君主制」，全由庶人议政者称「民主制」，而君、民分任事权者便为「君民共主制」。

      由上述可知，在1870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始使用「民权」一词以前，至少已有丁韪良以「民主之国」来介绍泰西各国的政治制度。并且，由于丁韪良对「民主之国」是以「则公举首领长官」来界定，使得「民主」和「民权」二词汇同时间为郭嵩焘与黄遵宪等驻外使节使用时，即已在意义上有所区分。其后，在他们这些提倡或主张「民权」之说者看来，「民主」主要被用来指称国家元首由人民公举产生，而「民权」则是在君主国的前提下，人民应该拥有议政及其它的权力或权利。到了1890年代末期，何启与胡礼垣对于两者词汇意义的认识，仍大致沿袭了相同的区分，他们在《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中曾有明确的「民权」与「民主」仍有差异[12]：
 
      民权之国，与民主之国略异。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
 
      然而，当时并不是所有人对于「民主」一词的涵义，皆能如同上述之认识，而仍有沿袭中国古代经籍中之涵义来使用「民主」一词者。例如，《万国公报》在1874年12月介绍美国的总统时，即有「公举民主」及「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始」的报导[13]，而1881年2月时也有「民主晓谕」[14]的说法。这些对「民主」一词使用的情形，或可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观察了泰西的政治制度或观念后，较不会想到以「民主」一词来概括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民主」的词性日益转变后，倡民权之说的改良派或维新派等，为何又苦于「民权」被误解即为「民主」之义，而汲汲于辩解「民权」与「民主」实乃有所不同。例如，戊戌政变失败后，1899年7月28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说：「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英国者，民权发达最早，而民政体段最完备者也，欧美诸国皆师效法，而其今女皇，安富尊荣，为天下第一有福人」 [15]，1901年6月7日他在《清议报》上以〈立宪法议〉为题的文章中，更加阐释了民权与民主之不同，他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