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民主及共和之涵义

【摘  要】本文论述的主旨在于说明孙中山和晚清时人相同，他们讲「民主」时与现在使用「民主」一词的涵义并不相同，而词相同者则应该是「民权」。并且，孙中山所讲的「共和」，是取自于中国古代「共和行政」之义，来诠释国家应非世袭之一人所可独治，故既不必然从「国体」与「政体」的二分概念来看待，也未必要以西方共和主义思想来加以评价。然而，孙中山讲的「共和」除了是指废除君主制而改为公举国家元首外，还可能系取材自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中所主张的「共和政府」理念。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民主、共和、专制
 
     一、引      言

     清末倡言民权之说者中，康、梁的「立宪派」主张维护万世一系的君主，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虽也主张「立宪」，但却要推倒君主专制改以「共和」为前提。因此，若就「立宪」的主张而言，这两派之间其实无甚差异，而最为能够凸显不同之处，则在于「革命派」还认为要推倒君主专制而改为「共和」。也因此，梁启超等「立宪派」又较为关注「国体」与「政体」之分，认为万世一系的「君主立宪」与推倒帝王的「共和革命」，此乃为「国体」上的区分，而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在「政体」上则皆可采用「立宪」。

     需先说明的是，清末民初使用「宪政」一词，乃为「立宪政体」的简称，而所谓的「立宪政体」或「立宪」，也即是指开议院或国会而言。梁启超于190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对「宪政」一词所下的批注为：「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且他还认为英国是「宪政」之始祖[1]。所以，「宪政」之「宪」至少指的是「立宪」，而「宪政」之「政」则系指「政体」，故「宪政」也即是「立宪政体」的简称。此外，梁启超于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即说过：「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语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其唯一之表识，则国会之有无是已」[2]，由此可看出，康、梁等立宪派所称的「宪政」或「立宪政体」，其根本之意即是指开议院或开国会而言的政体（参见本文附表之相关叙述的整理）。也因此，1915年梁启超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乃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仍然强调了「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3]，说明了梁启超将「共和」视为国体的类型，而「立宪」则为「政体」之类型的看法并未改变。

     尽管当前对「国体」与「政体」的区分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4]，但若拿西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思想来评价孙中山所讲的「共和」，或是根据梁启超的看法而认为他混淆了国体与政体之分，恐怕皆未尽公允与符合事实。然而，本文所要论述与澄清的主旨，并不在于说明孙中山讲的「共和」与西方的「共和主义」或「共和」(republic)是否契合，而是要指出孙中山使用「共和」一词时，除了取其意义于周厉王逃跑至彘而由周公与召公实行「共和行政」的历史外，还可能另外取材自自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理念。如果这样的推断并无错误，由于republic是被我们「理解」、「模拟」而翻译成中文本有的「共和」一词，故除了孙中山讲的「共和」未必要以西方的共和思想为依归外，本文还要指出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通讯》(Federalist Papers)第十号文件中所讲的「共和」，原本也即是指「政体」而非「国体」。

     此外，当梁启超在区分「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时，也会把「民主」视为「国体」，而「民权」则属于「立宪」的「政体」之说法（详见以下）。换言之，从言论界天之骄子的梁启超使用「民主」与「共和」词汇时，同样是用来指「国体」，而且还与指「政体」的「民权」有所不同，可见晚清时人使用「民主」一词的涵义，便可能与我们现在所认知的democracy为不同的指涉。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在晚清时人的认知中是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但却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样的表述即凸显了晚清时代对于「民主」一词的认知与现今乃有不同，因而有先予以厘清与说明的需要。
 
      二、「民权」与「民主」涵义的辨析

      根据大陆学者熊月之的考证，两千多年前的《尚书》与《左传》等经籍中，就已经多次出现了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及「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的说法，但这里「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完全没有近代意义上「民主」的含义[5]。台湾学者陈鹏仁也曾指出：「『尚书』上的民主，是为民之主或替民作主的意思，它与我们现在现在所说的民主不但截然不同，而且完全相反」[6]。对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使用「民主」一词时，是否都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与中国经籍中的「民主」一词本义完全无关？大陆学者谢放以《书经‧多方》中「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与「简代夏作民主」两句话为例，再依据蔡沈《书经集传》所注为：「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及「简择也，民择汤而归之」，而认为「民主」之本义固然是「民之主」，但这个「民之主」是由「天」来为民求得或由「民」择而归之。因此，谢放认为这里的「民主」一词，其实还隐含了「民择主」、「不世及」与「传贤不传子」之意。

      另外，谢放还引据美国传教士高理文(Elijah C. Bridgman,一译裨治文)刊印的《美理哥国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万国公报》等文献中，就引介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元首系由「公举」产生的「民之主」，或因其为「传贤不传子」，认为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起，传教士或中国人在引介而使用「民主」一词时，尽管仍多指的是「民之主」，但却与《书经‧多方》中隐含了「民择主」与「传贤不传子」意义的「民主」，并非完全无关[7]。换言之，谢放所真正要说明与强调的，似乎是指中国古代经籍中的「民主」，除了「民之主」的本义外，原本即隐含有近代以来使用「民主」一词所代表的涵义。所以，当引介美国元首为「公举」、「不世及」与「传贤不传子」时，才选用中国古代经籍原已有的「民主」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