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意与体制的张力

动态调整的目的不是根治弊端，而是化解已经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它只治标，不治本。当负面效应得到一定化解后，弊端仍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会再次积累负面效应，因此这种调整必须是动态的，每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管七八年。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动态调整。在后毛时代，执政党的三讲、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都可视为这种调整的具体形式。但上述调整的范围仅限于党内，方式也限于思想道德教育。除此之外，具有明显时段特征的反腐高潮，既是因权力交接而引发的内部整肃，也具有一定的动态调整意义。

不仅如此，动态调整还应体现在政策与制度中，还应借助党外力量制衡党内行政权力。据媒体报道，在四川绵阳去年的干部换届考核中，中组部将干部考核归纳为经济指标、可持续发展、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事业发展共4大类68项，除经济指标背后有一套统计法规、统计系统支持外，其他项目不能量化，于是都整合到“民意调查”中，由“民意”来决定干部绩效。据称中组部已将绵阳的这种经验纳入政绩考核改革试点成果，拟写进新的地方政府换届指导意见，指导全国的换届工作。这是执政党试图主动调整以化解体制弊端的新举措。

从体制结构而言，高度依赖力量对比优势的现行秩序与“民意”的释放能力之间存在张力，但这并不妨碍执政党在可控的范围内、以可控的方式调用“民意”。由于张力的存在，试图设计新的制度改良方案、以“民意”从根本上弥补体制缺陷，可能难于达到目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方式巧妙利用“民意”，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构成一定制衡，化解已积累的官民矛盾，则有可能。当然，这种方式往往只可见效于一时，不能期效于久远。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被考核官员又会找到新的“对策”，相关措施也将流于形式，新的负面效应又会开始积淀，执政党又需要寻找新的化解方式。

在现行体制下，这一过程将反复轮回。只有解除秩序稳定对力量对比优势的高度依赖，才能建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权力制衡机制，中国的体制进步才能掀开新的一页。但在此之前，却需要保持秩序稳定，以改善经济社会的土壤——这就是历史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