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
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
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带头讲“故事”—毛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它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
方法”
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
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铨释着毛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
影响。
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 ），“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硬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
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窜红的极左派“
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五四，走到了自由主义。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