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毛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具有十分国际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
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
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
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的“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
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
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1]，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在延安时期，在沿用江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
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
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2].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
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
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
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毛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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