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
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
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
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
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
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
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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