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达尔所说，联邦党人在政体设计中处处表现出对多数暴政的担心。
第一，在代议制设计方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愚蠢决策，“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lxxi]
第二，在联邦制设计方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民主骚乱，“如果在联邦的某个邦里发生民众叛乱，其他各邦就能把它镇压下去”。[lxxii]
第三，在两院制设计方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民选议院（间接多数）的私政、暴政、愚政和乱政
问题。[lxxiii]
第四，在总统制设计方面，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行政首脑可以制止某些
社会阶级的暴乱行为，可以对立法部门起到有效的抗衡作用。[lxxiv]
第五，在宪审制设计方面，他们认为法院的违宪审查可以让那些在多数激情下通过的违宪
法律为无效，从而让少数人免受迫害。[lxxv]
不过，这些出于对多数暴政的过分担心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同时也起到了防止个别人或少数人专制的作用，它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复杂的平衡网。正如亚当斯所说：“
历史记载中有哪个宪法在平衡问题上比我们的宪法更复杂呢？首先，十八个州和一些准州，同中央政府的平衡…第二，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平衡，参议院和（州）议会的平衡，第三，行政当局在某种程度上与立法机关的平衡，第四，司法权和众议院、参议院、行政权以及州政府的平衡，第五，参议院在任命官员和签订条约上同总统的平衡。第六，人民通过两年一次的选举对他们选出的代表的平衡，第七，一些州的立法机关通过六年一次的选举同参议院的平衡，第八，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同人民的平衡”。[lxxvi]
如果我们将联邦党人的思想与中世纪托马斯学派的思想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托马斯学派是在君主主权为既定的前提下，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思想来防止君主暴政；联邦党人则是在人民主权为既定的前提下，运用波利比阿和孟德斯鸠的思想来抑制多数暴政。后者在现实中的成功也似乎暗示了混合政体思想竞赛史上的获胜者。
五、挑战与转向
不过，这种胜利是脆弱的。
现代混合政体思想在战胜古代混合政体思想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且现代混合政体在建立之后便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现代混合政体思想所受到的最持久的挑战就是分权制衡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权力平行的几个部分也许会在相互牵制中让政府陷入瘫痪。西方君主制思想衰退后，留下了一种主权思想，布丹这是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政体中总有一种权力居于最高的地位，那就是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也就是主权，它是不可分割的，政体其他权力都包含在这种权力之内，或从这种权力派生出来。[lxxvii]布丹的主权既包含了国家所有权，又包含了国家治理权，所以这种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显然与波利比阿式混合思想相冲突。布丹强烈批评混合政体思想，将波利比阿列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并指出马基雅维利“犯了错误和上了当”。[lxxviii]
后来的卢梭和黑格尔继承了布丹的逻辑，认为政体中总有一种最高权力的存在，那就是主权。卢梭认为，这种主权就是立法权，它应该掌握在具有集体人格的人民手中。他反对像孟德斯鸠那样将主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把它弄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lxxix]卢梭在行政权层次上接受混合政体，“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lxxx] 但是他认为行政权不是主权，只是主权所派生出来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执行主权者的意志（法律）而已，不可能对主权（立法权）构成挑战。[lxxxi]
黑格尔赞同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但反对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观念，“每一种权力都敌视和害怕其他权力，反对它们像反对邪恶一样；它们的职能就在于彼此之间互相抗衡，并通过这种抗衡而造成一个普遍均势，可是决计不是促致一个有生命的统一”。[lxxxii]他断言，如果各种权力，如行政权和立法权，各自独立，国家就会马上毁灭。因此，国家的各种权力固然必须加以区分，但它们只是作为整体的各个环节而被区分着，每一个环节应该包含其他环节，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包容、相互协调，构成为一个统一体。跟卢梭不同，他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其
中国家主权是王权，其他权力是王权向下展开的环节。其实，王权除了维持国家意志的统一之外，并不承担具体的权力，他要接受来自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建议，这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调和型的君主混合政体，尽管黑格尔本人不一定承认。
美国联邦党人所设计出的政体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困境：如果几个权力中心真的像起初所设想的那样相互制衡，那只能导致磨擦、冲突和腐败，甚至导致政府瘫痪。弗兰克·古德诺认为这种复杂的分权安排是一种形式主义，对政府运作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对集体行动是一种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政党
政治应运而生，通过一个获胜政党的整合，政府才能克服多权力中心的相互制肘，让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处在正常的轨道上。所以，古德诺说，“法外制度比能够提供政治体制框架的法定制度对政治体制的
影响更大”。[lxxxiii]这意味着联邦党人所设计的政体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伍德罗·威尔逊用布丹批评马基雅维利的口气批评联邦党人充满了书呆子气，没有理解政治过程的本质。他反对多权力中心的混合政体观念，认为政府的真正本质是由单一的终极权威中心占据支配地位。单一的权力中心不仅事实上存在，而且应该如此，制约与平衡的体制违反了政府过程的本质。“这些制约与平衡在其成功地把自己确定为是事实的范围内已经被证明是有害的”。[lxxxiv]威尔逊用责任政治目标对抗非暴政目标，认为权力越分散，就越不负责任。威尔逊当时所期望的权力中心是国会，后来，这一权力中心慢慢移到了总统那里。在其他西方国家，行政权力也日益占据优势，似乎印证了波利比阿式混合政体的弊端。
不过，现代混合政体的更大弊端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所带来的政体与社会之间的脱节。由于古代国家与社会没有分开，因此其政体包含了政制与社会安排两个方面。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尽管突出了机构层面的分权制衡，但仍然包含了社会层面的阶级调和。[lxxxv]现代混合政体丢掉了阶级调和这个尾巴，只是一般性地思考分权制衡问题，结果导致无法应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这不得不让那些简单地相信现代混合政体优越于古代混合政体的人认真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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