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瓶颈分析

3、长期忽视对农村的投入，产业化经营基础设施落后

农村交通不便、水利设施差、农业抗灾能力弱、电力、通信条件差等，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无法组织与农业产业化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加工和运销。

湖南农村的基础设施仍远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2003年，湖南省通汽车、通电话、自来水受益村数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的95%、91%、51%低7、4、23个百分点。农村基础设施存在的差距，阻碍了湖南优质农产品的输出，反复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农业机械化难以在湖南广大农村普遍推行。2003年，湖南省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使用的农用机械总动力只有3.45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的3.96千瓦少了0.51千瓦。部分丘陵、山区的农业耕种方式仍是“牛在前来人在后”。要普遍实现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农业，对广大山区、丘陵区的农民而言仍是一个的梦想。

4、扶持政策不够到位，部分经营主体分享不到公共服务

近十多年来，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部分地区就存在扶大不扶小、扶强不扶弱、扶后不扶前、扶公不扶私的现象。这样就导致了一些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受资源、加工技术、管理水平、市场需求、政府扶持力度、与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等的制约，其发展规模、发展速度有限，因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少数龙头企业打着“农”字招牌，获得政府的支持，转而改变经营方向，经营房地产、酒店、宾馆等产业；有的个体私营龙头企业规模不是很大，自身利润不高，而带动的农户不少，社会效益较好。但因为是个体私营企业，进不了财政、信贷的笼子，而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还有的对支持对象或者是项目的论证不充分或者说不规范，不是支持在事前或事中，而是事后支持，没有使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特别是有个别企业弄虚作假，搞假外资、假股份，骗取支持。

政府财政是一种公共产品。要使公共财政的成果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这正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更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

5、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慢，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湖南产业化组织形式已由原来的“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市场+农户”、“科技服务组织+农户”进一步深化到“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基地+农户”、“公司+科技服务组织+农户”等模式，使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各环节和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结合日趋紧密，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但总体来说，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与龙头企业的发展势头和带动作用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慢，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大多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小、稳定性差，影响不大，特别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比较少。目前，全省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农户只有7.8%，大多数农民仍游离在合作组织之外。

6、利益联结机制尚不完善，加工企业与原料基地脱节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所在，事关产业化经营的成败。凡是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产加销各环节，组成经济共同体，农业产业化经营才有生机与活力，才能保持健康稳步发展。农业产业化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各方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得以兴旺发达。湖南不少龙头企业越办越好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经营机制，这是国内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在利益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出现问题，导致各经营主体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你的原料再好我不收，我的原料你要我也不给你。僵持的结果各方都吃亏。特别是影响到农产品生产基地的长远建设，影响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影响企业加工设备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7、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化经营实力不足

缺乏产业化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农业产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得不到保障。

湖南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水平，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达省份水平。湖南属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农村人口过多，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建国55年来，湖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落后于全国同期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加明显。200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全国为40.5%，中部六省平均为33.7%，湖南只有33.5%，比全国低了7个百分点，低于湖北的42.9%、山西的38.8%和江西的34%，仅高于安徽的32.1%和河南的27.2%。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1995年就达到了75%，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由此可见，湖南的城市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政府组织管理对产业政策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影响了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更影响了湖南农业产业化产业链的延长和产业附加值的提高，表现为龙头企业精深加工能力的不足、产业扩张速度慢、产业结累慢等现象；基础设施条件对产业发展成本、发展机会的获取等有重要影响；公共服务体系直接影响产业竞争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利益机制影响了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利益联结的紧密度，并进而影响农业产业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现阶段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利益机制等五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突破五大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