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瓶颈分析

全省已初步建立健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品质差、市场销路不好的劣质农产品被逐步淘汰，市场畅销的优质农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得到发展，农产品优质品率明显提高。全省农产品综合优质率达到46%左右，其中优质稻比重达39.1%，优质棉100%，优质油菜90%以上，优质水果40%，优质瘦肉型猪52%以上，优质水产60%以上。与此同时，还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产业化经营，全省无公害、绿色食品示范基地总面积达到580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分别增加到42个、98个，农残检测合格率达到85%。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更趋合理，养殖业占全省农林牧渔业的比重达到47.9%，非农业占整个农村经济的比重达到75%以上。

但湖南农业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且不说每年的洪涝灾害和干旱、虫灾，各种工业“三废”污染环境的事件屡见不鲜。由于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以及工业污染等，使农产品残留物超标，危及人类健康，影响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据省质监局对湖南柑橘加工产品的抽检，115个样品中有98个含有农残，67个严重超标。如2005年的黄花菜事件差点毁掉了湖南的黄花集团和黄花菜产业。

（六）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不断完善，但组织化程度仍然不高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逐步打破地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积极探索与市场农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组织已由原来的“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市场+农户”、“科技服务组织+农户”的形式进一步深化到“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市场+基地+农户”、“公司+科技服务组织+农户”等模式，使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各环节和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结合日趋紧密，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据统计，2004年底，全省以合同关系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关系的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3200多个，占总数的56%，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1226个，占总数的38%，中介组织带动型875个（包括合作组织带动型360个），占总数的27%。在加工企业的带动下，全省各类农产品专业经济协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目前，全省各类农产品专业经济协会已发展到6000多个，参加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比重达到7.8%。

但从总体来说，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与龙头企业的发展势头和带动作用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慢，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大多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小、稳定性差，影响不大，特别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比较少。目前，全省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农户只有7.8%，大多数农民仍游离在合作组织之外。

二、影响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分析

上述成绩和问题是影响农业产业化的各环节、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环节和因素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或者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或者延缓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了探寻这些环节和因素的影响作用，找到影响湖南农业产业化的瓶颈因素，这里，我们借助系统论方法，进一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的各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找出影响产业化发展的本质性因素，并根据湖南农业产业化上述发展现实评估影响发展的瓶颈。

  1、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规模经营格局难以形成

小生产经营格局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对立、工农分割二元结构体制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实现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只能固守在有限的耕地上；其次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农补工”政策形成的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农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和农村积累低；第三是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制约着农户和农业经营的规模；第四是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和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的土地、资金、技术、设备等基本条件。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实行“二元化”管理。在较短的时期内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产业政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居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二元结构矛盾渐趋缓和并开始向一元经济过渡。而在我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却没有出现上述发展趋势，而是固化，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户籍制度到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住宅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投资制度、财政制度、流通制度、分配制度，无一不是城乡分割、向城市倾斜的不平等制度。在城乡资金投入上，虽然对农村、农业的资金投入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

诸多不平等制度造成资金、土地、人才向城市流。城市实行高福利、高工资、高社会保障，农村低收入和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民世代务农，城市居民世代在全民、集体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工作；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城市建设水平大大超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尽管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流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相应的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阻碍了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农民即使长期进城务工经商，最终也难以取得合法身份，难以在城镇定居。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在走过原始的数量扩张阶段以后，转向了依靠资金、技术的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农村的自给性服务又使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2004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逐步升温，中央也连续下发了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籍以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然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全社会的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村地区依然得不到城市地区的同等级优惠政策，农民依然是最底层的社会公民。当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各种铺张浪费和重复性投资耗费着大量社会资源时，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则在各种歧视性管理制度下艰难前行，无法突破的各种制度约束已成为了农村、农业走向“三化”的瓶颈，也成为了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2、工农产业政策的偏差，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产业支撑

农村工业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缺乏产业支撑。长期以来，由于科研投入机制及投入水平、科技推广力度不够，制约着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提高，因而制约着农产品数量、质量和农产品加工水平，制约着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农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的提高。2004年湖南人均GDP8423元，折算成1040美元（按1：8.098的现汇率计算），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湖南的农产品加工近几年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初级起步阶段。以畜产品加工为例，全省每年出栏生猪6000多万头，但加工率不到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10多家畜牧重点龙头企业也大多是卖初级产品。猪肉制品大部分是分割肉和腊味制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虽有火腿肠，但所占的比重很小。湘莲的加工基本仍停留于去壳、通心的水平上，只有极少量的加工成莲蓉、湘莲饮料、莲心合片、莲心茶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蔬菜加工仅仅是少量的净菜，大部分还只是筐装、袋提、草绳捆。湖南油茶产量全国第一、油菜籽产量全国第五，很有开发潜力，但6家重点油脂企业至今没有一家进行精深加工生产。湖南乡镇企业单位数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企业职工人数少于山东和广东等省，尤其是乡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湖南分别只有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及湖北的16.9%、21.8%、23.3%、5.5%和44.1%，而且农业与乡镇企业关联度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在乡镇企业中占的比重不到30%，农村居民在乡村企业中劳动所得报酬更少，只及江苏、浙江的8.0%和11.6%。农村工业的这种发展状况，不仅不利于农民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影响农产品的加工升级和农业产业延伸。由于乡镇企业的分布基本上是“村办企业在村、乡办企业在乡、私营个体在家门”，小城镇没有聚集必要的二、三产业，导致小城镇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结构趋同，科技含量低，发展后劲不足。据调查，目前全省乡镇企业有83%分布在各村，15%分布在集镇，另有2%分布在县城以上，平均每个小城镇拥有企业仅48个，而且多是“五小”企业。乡镇企业没有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集约用地，尤其是一些有污染的企业缺乏管理和治理，直接将“三废”排放于大气、农田、河流，造成了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