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尝试
自辛亥以降，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剧烈。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商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社会变革的丰富内容。就政治层面而言，商人的反应似乎更能明显看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通过发掘隐藏于历史表面后一些结构与制度上因素，也许我们可以对近世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近世以来，商人与政治关系问题多被纳入种种政治舆论的评价范围。不论是晚清维新派的口中，还是在民初的革命党人的笔下，以至20年代联邦自治派的眼中，商人均以其政治保守态度而受到攻击。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商人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亦无法令后世的学者们满意，谈到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两面性”的先天缺点，便是“愚蠢”或者“近视”等后天的不足。而商人内心究竟有什么想法？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行为动机为何？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
本研究从产权与秩序的角度，对1911-1927年间江浙商人与政治关系进行了考察。其目的是想透过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对这一“老问题”提出自己新的解释，并从商人的角度来观察民初社会变革对他们的意义。(34)
在商人眼里，革命、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面可能便是对他们的私有财产造成冲击。他们为应付这种“产权危机”，便会有种种的努力。商人的行动自然是以“私利”为根本，但是他们的挽救行动也可能会促使一种“责任群体”的实现。商人的应变行动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政治参与”的假象，但实际上近世中国商人仍然没有多少政治意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而一旦有低成本的维持秩序或者保护产权的途径，他们便会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对政府而言，是否能给予商人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是决定其与商人关系的关键。
以前学界对民初的商人与政治关系虽然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的一些解释充满了矛盾之处，亦无法将前后的历史连贯起来。笔者提出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亦是试图把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一较长时段的考察。通过此一研究，笔者认为，自晚清开始，由于“国家”与“私利”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商人追求利润的行动并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合理性”理由，而是经济依附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口号。商人的财产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的冲击。于是财产权利的动摇与维护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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