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政治丑闻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全斗焕、卢泰愚等人所需的政治基金基本上都与受贿有关。因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韩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政府的主导，而腐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模式而产生的。政府的大权独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样，政府的大权独揽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给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对腐败的种种制约因素
但腐败现象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存，并不证明腐败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李承晚时期，韩国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而腐败现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由于官僚在那时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就只对社会荣耀物资财富的回报感兴趣，在牟取美援物资与款项的过程中政客同企业之间就已经结成了复杂的腐败关系网。企业成了"政治家的采邑"。政府官员与企业主相互勾结，共同掠夺国家财富，于是，企业"滋养"下的官员腐败无能，在官方庇护下的企业毫无生存竞争的能力，在造成了一个特权消费阶层的情况下，对本国的发展却并未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韩国的经济高速起飞前，腐败现象就已十分严重的存在，并不是发展就带来腐败，而是不发展也同样要产生腐败。
从本质上分析，"腐败"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观念的产物。按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现在人们称之为的腐败在那里却被看作是一种政府的天性。在这些社会中，政府总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他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外，几乎没有考虑还要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他们通常是把绝大多数的税收放进自己的口袋作为自己的钱来使用。只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能在需要时为穷人做一点事，而这也主要是出于慈善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大体上说，在这些前工业化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自由"地掠夺和剥削他们统治的人民。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和民主政治体系的出现，才使人们开始对政府的管理有了"好"与"坏"的判断。人们对政府"好""坏"的判断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政府应该尊重所有人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权力；政府应对多数人的需要负责而不是少数人；税收代表着"公共基金"必需用在公益事业上，而不能当作私人财富为执政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服务；公共基金必须通过正当的形式使用。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前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也正因如此，当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以前在一个国家的官员看来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却变得使人不能容忍了。李承晚政权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由于他们仍然沿袭了韩国历史上的官僚传统，毫不掩饰地带头腐败，又不重视经济发展，在李承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第四次连任总统后，终于激起了全国的公愤，并于1960年被学生的"4，9"革命运动所推翻。而继任的张勉政权在民主政治的外衣下，软弱无力，对扭转官场的腐败现象依然没有什么作为。结果，朴正熙推翻了张勉政权并以强力的形式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发展。
应该说，朴正熙上台后是大力反对腐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来打击各种腐败现象。由于政府这些积极的措施，韩国的腐败受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朴正熙的集权管制，同样也给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地区间发展的差距拉大，大财团的垄断引起的不公平竞争等等，使腐败依然在潜伏状态下发展。朴正熙时代的"大企业优先"的原则对初期的经济起飞固然有必要，但经济力的高度集中（产业的集中），政经"愈合"，行贿受贿，靠优惠融资等不正当聚财的现象已经产生。等到全斗焕等上台后，由于政治民主化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党的活动日益活跃，用各种非正当的手段筹集政治基金，争取政府的建设项目等腐败现象实际上在韩国社会已经蔓延开来。问题在于，韩国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是，难道腐败有助于韩国的发展？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使得韩国的腐败未能对发展构成巨大的危害。
这些因素中，首先是美国的压力。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举足轻重，没有美国的支持，韩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为了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对持中获取优势，美国早在50年代就督促李承晚政权积极发展经济，美国顾问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措施，但李承晚的先统一，后建设的不合作态度使美国人十分不满，可以说这也是李承晚倒台的原因之一。而朴正熙等人上台后，应该说完全执行了美国人所希望的发展政策。这种时隐时现的制约力，使韩国在发展中虽然有腐败的现象产生，但政府的要员却不能让这种现象过分膨胀以致危及发展的进程。
第二是韩国民主势力的制约。韩国的民主运动在李承晚时代就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朴正熙上台后，把民主势力作为发展的障碍加以消灭，加上韩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政治参与的因素，所以韩国的民主势力一直十分虚弱。尽管如此，由于朴正熙等政权大力发展教育的结果，韩国的学生逐渐成为社会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几乎是学生运动的天性，所以，在韩国的军人专制体系中，学生运动成为社会要求正义呼声的代表，而这种学生运动的压力以及这种运动得到了大众广泛的支持形成的一种巨大的声势，迫使政府尽可能地"honest"。所以，无论作为工业化的良心以及主要的资源而言，韩国学生运动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正是激进的学生运动，帮助其他社会的、经济的、农业的、宗教的和知识界的运动激进起来。这些激进的民主运动，虽未使威权体制解体，但对其所作所为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样一些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对集权下的腐败现象是一种有力的制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中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在朴正熙集团上台时，韩国并未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至1987年时，一些大企业如现代、大宇和三星等已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而中产阶级也构成了韩国人口中的多数并成为韩国要求政治民主化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也越来越不满意全斗焕式的威权主义政治，并将腐败与这样的政权与总统的家庭联系在一起。
第三则是军人政权内部的制约，一个大集团，除非完全由理智的个人组成，将不会按照他们的集团利益行事，但一般而言，具有选择动力的集团比没有的能更好地为"公益"奋斗，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达成共识。朴正熙军人集团即为一个基本上达成共识的集团，其共识就是要反对文官政权的腐败，有效率地推进韩国的现代化。这一共识迫使朴正熙集团在上台后，不断发动反腐败运动，从行政和制度等两方面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比如"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是严厉的打击对象；同时采取了"连带责任制"，如发现贿赂案件，不仅处分行贿受贿双方，也处分责任检察员和监察机构领导人。军官们可以容忍总统的专权，但不能容忍他完全放弃自己上台时的诺言。朴正熙时代的腐败现象相对不那么严重，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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